立法從嚴，表面理由之一是道德理想高，因而提高了對人民或部屬之期許；執法從寬，則是由於法規太嚴，難以落實，加上執行能力不佳使然。
我們所處的文化，普遍充滿了此一傾向。從中小學時期多如牛毛的校規，一直到軍中「可大可小」的說法，都足以反映此一事實。
然而，就長遠看，「立法從嚴，執法從寬」卻可能引發一些副作用或後遺症。
其一是養成大家不重法制的態度。由於規定不合理，任何人若真的完全遵守規定，極可能變成動彈不得，因此，大多數人不得不設法突破法規之限制。有膽量、有能力鑽漏洞、找巧門的人，不但能從中獲利，甚至成為同儕心目中的英雄。視不守法為常態的文化，是國家進步的一大障礙，而此一文化卻正是肇因於長久以來嚴苛而不合理的法規。
其次是導致企業界將重心放在對「遊戲規則」的處理與掌握，而不是「為顧客創造價值」。學理上一再強調，企業必須要為顧客創造價值才能成功，然而，在法規繁複、解釋又極富彈性的環境中，誰最能看懂政府所制定的遊戲規則、最能掌握甚至玩弄遊戲規則，誰就最能勝出。至於以滿足顧客為基本前提的種種作法，則只求達到最低標準即可。
第三，規則愈繁複，規則制定者與執法者可以上下其手的機會就愈多。因為規則愈繁複，或規定愈不明確，解釋就更有彈性，也更可以配合各方需要，選擇修改各種規定的時機，甚至選擇性地執法。再者，在極為嚴苛的法規環境下，「人人皆為潛在罪犯」，凡事皆可依上位者的意思「可大可小」，則形同大幅提高上位者的實權。若以小人之心猜度，許多「立法從嚴」，未必是立法者與執法者道德高尚，而可能是希望藉此擴充本身的權力。
第四，當經營環境被嚴苛的法規塑造成「人人皆為潛在罪犯」時，企業內部就不得不任用可以高度信任的「私人」，以確保各種「犯罪事實」不致洩露。因此，走向制度化也必將更為困難。這些都會對企業經營的規模成長，產生負面的作用。
若欲提高人民的守法精神，並使企業更重視顧客價值、更樂於重用不是親信的專才，則政府應深入檢討此一「立法從嚴，執法從寬」的文化。
●本文于2006年刊載於《天下雜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