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鬆綁後，挑戰還多著

   今周刊946期封面故事「台灣鳥籠大學」內容很精彩，將目前大學的困境分析得極為深入。針對這些問題的主要解決辦法似乎就是「鬆綁」。然而鬆綁後大學及其領導人將要面對的挑戰還很多。

首先是學費。我們大學學費遠低於世界水準，政府財力有限，想辦出色的大學就勢必漲學費。目前學生已習慣於低學費，聽到學費調漲幾千元就會引起抗爭，將來學費大幅鬆綁後，無論公私立，校長們必須要面對此一挑戰。何況學生會合理質疑教學水準並未大幅提高，為何要大幅調漲學費?

其次是師資。若想讓學生(以及未來的用人機構)感到耳目一新，師資及教學水準就不得不提升。請問要用什麼方法來證明現有教師的教學水準或教學方法不佳或缺乏實用價值?經由什麼程序來迫使教師提升教學品質，或使教學內容更合乎實務的需要?誰來做這件事?甚至誰有資格來做這件事?若此事現在做不到，為什麼鬆綁後就做得到?

第三，重金禮聘大量的明師來強化師資陣容，也是常聽到的。然而哪些人是明師?明師從哪裡來?如何衡量其教學對學生未來人生的價值，並依此來決定薪資水準?還是看「學術發表的數量」嗎?而且教職名額有限，為增聘明師不得不「請走」現有的一些教師，在長期安寧而和諧的校園中，誰來執行此一工作?

第四，學費調漲、教師薪資彈性化、減少「終身僱用」的傾向，都代表了「市場化」的理念。許多教師長年以來已經習於安定或「安貧樂道」的生活，將來轉變為「市場化」能否適應?我們應如何回應「大學不是職業訓練所」的訴求?有許多科系主要是研究高深的學術或哲理，本來就不該是「就業導向」，大學應如何決定他們的學費、薪資甚至員額問題?再者如果有些科系必須面對「市場化」有些不必，則哪些科系該歸入哪一類，應如何決定?

第六，「發展特色大學」也很有道理。然而如何將為數眾多無「特色專業」的教師轉變為一群具有某一特色的教師隊伍，也不容易。若要培訓新的知能或技術，或解聘一些，再補進一些具有這些專長特色的教師，其面對的人事問題與上述「鬆綁」十分相似。所不同者，一所大學究竟該發展什麼特色，影響了教師的去留，換言之，專長不合未來特色的必須另找頭路，專長將成為本校未來特色的就能留下來當家。可以想見，各校若要發展特色，其選擇特色的過程也很複雜。

「鬆綁」甚有道理，我們也討論了幾十年。但這些執行上的潛在問題卻始終想不出答案。

        ●本文于2015年刊載於《今週刊》

 

權力太集中必然扼殺創意

   權力集中決策才能明快，也有助於落實執行。然而高階權力太大，肯定會扼殺內部同仁的創意。

例如有些企業領導人英明過人，多年來組織績效良好，因而在內部逐漸形成一言堂的局面，他不相信部屬中有人比他聰明，也不相信有人竟能提出超越他自己能想出的方案，因此很少傾聽部屬的建言，更難接受與自己原來想法方向不同的意見。久而久之，組織中的執行力固然良好，但領導人的能力就會變成企業經營水準與創新水準的「上限」，所有人的想法都無法超越這位領導人，而且各級幹部由於長期只需聽命行事，因而失去了創新思考與獨立思考的能力。

以上是組織內部常見的現象，其實在政治上也十分類似。例如，中國思想最富創意的時代是春秋戰國，各種學說紛紛出現，就是因為當時封建諸侯各據一方，思想家們可以逐家推銷自己的主張，此處不買單，可以轉到其他國家去尋求認同，而且因為諸侯們相對權力沒那麼大，即使不同意這些人的說法，也不會給予什麼懲罰。易言之，因為是自由開放的「言論」或「思想」市場，因而造成百家爭鳴的盛況。

大一統以後，思想逐漸統一，創新就少了。在皇權尚未高漲之前，臣下尚可提出與皇帝想法不同的建言，學術界也能持續在基本框架下進行有限的創新。到了明朝，皇權更集中，朝臣擔心說錯話而受到嚴重的懲罰，不敢提出皇帝不愛聽的意見，「老成持重，四平八穩」才能明哲保身，甚至要小心翼翼的揣摩上意才能長保富貴。這種氛圍，再加上科舉制度，舉國上下都很難有創新的思想出現。而清朝的文字獄，更將學者的大部分才智都不得不專注於訓詁考據方面。這是政治上集權對民族整體思想創新力的打擊。

其實政府政策也一樣。政府對產業管得愈多，產業的創新力就愈弱。例如近來金融業準備走向國際化，才發現幾乎所有業者在創新能力上都嚴重落後國際。原因之一是長年以來，政府擔心金融業發生風險或民眾蒙受損失，因而在金融監理上十分謹慎嚴格，造成金融業在產品及服務上高度相似甚至標準化，誰也無法推出差異化的業務，金融創新的能力當然難以提升。

又如全世界在通訊及電子商務的應用上不斷追求創新突破，我們卻永遠都跟在其他國家後面，這也與嚴格的政府管制密切相關。教育部多年來為了防止弊端，對大學的一切作為管制甚嚴，稍與傳統不同的做法都需要經過仔細審核才能實施，造成所有學校都缺乏特色，也失去了創新的能力。

●本文于2015年刊載於《天下雜誌》

知識細分化的結果

   知識的最終目的是用來解決實際問題。問題愈複雜就愈需要整合多元領域的知識才可能解決。然而當知識日漸專業化或細分化以後，專家們往往將其心力專注在某一細分化後的知識範圍，不僅不重視甚至也不知道其他知識領域的存在，更嚴重的是誤以為只要持續加強自己熟悉的那一部分即足以解決所有問題。以下是個簡單的比喻。

人類從鑽木取火、石刀石斧開始，漸漸了解「工具」的用途和重要性。為了處理性質不同的問題，就不斷在工具上改進創新，於是釘槌、鋸子、鏍絲起子、剪刀等等陸續出現。這時我們要學的包括「共有哪些工具」、「各有什麼用途」、「針對什麼問題應如何選用最合適的工具」，以及在處理複雜問題時「如何組合運用各種工具以達到最佳的效果」。

在解決問題過程中，若感到工具不合用，就要尋找更合適的工具，或設法改進工具甚至創造新的工具。基本的過程是:以問題為核心，深入了解其性質後，先廣泛蒐尋可用的工具，再試著以創新的方式來組合運用，若還不成，再進一步改進現有工具或從事創新。

所謂「細分化」是指由於專業分工，造成每人只能擁有一項專長，例如只會用釘鎚或剪刀。在細分化後的第一階段，這些專家常試著用各種方式來測驗他們自己所熟悉的工具能做些什麼，例如看到任何東西，都用釘鎚來敲敲打打。第二階段是針對自己熟悉的工具進行研究發展，然而往往目的不在解決問題，而將重點放在提升自己所熟悉工具的用途或效率。這種做法背後原因是他們不知道其他工具在某些方面其實效果更好，例如剪刀專家努力設計可以敲釘子的剪刀柄，卻不知此事用釘鎚可以做得更好。

第三階段是各門派(例如「釘鎚派」或「鏍絲起子派」)由於專心研發本門的工具，無暇了解其他工具的用途與存在，因而完全失去整合多元工具的能力。到了第四階段，各門派出現大師，為了爭取門派的生存資源以及維持大師們在門派中的地位，大師通常不許徒子徒孫學習或接觸其他工具，於是門派中人不得不只專注於研究如何提升釘鎚或鏍絲起子的效用。

這時想學習多樣工具，以及整合運用多樣工具來解決真實問題的年輕人，已經求師無門。他們必須選擇加入「剪刀派」或「釘鎚派」等，在該門派祖師爺訂下的典範中，追求精進或證明此一門派中工具的卓越性。此時，「工具」的進步已與解決問題脫離關係，任何知識都變得很難學，但學會之後未必有用。

這就是知識細分化的結果。

●本文于2015年刊載於《天下雜誌》

政府能為亞洲盃做些什麼

  近來金管會鼓勵金融業出去打亞洲盃，許多業者都躍躍欲試。而在「出賽」之前，政府能為大家做些什麼，則是下一個議題。

針對此一議題，業界已提出不少建議。其中有關人才培訓部分，本文的建議是「委託相關機構或財團法人，選拔有潛力的優秀青年，一方面加強其實戰上的專業能力，一方面將培訓地點移師至大家準備前往發展的亞洲國家，以密集方式提升其語文能力以及對當地經營環境的了解與融入」。進一步說明如下:

第一，金融業是專業度極高的服務業，資金之外，還必須有大量素質高，又能掌握當地語文及社會脈動的各級專業人才參加營運，才有可能產生優勢。

第二，照道理，人才培訓應由各別金融機構自行負責，然而我們大部分金融機構在規模上尚未達到可以自行深入培訓人才的水準，而更重要的是跳槽與挖角的風氣難以避免，如果每一家金融機構都等著別人先培訓，然後再擇優挖角，則沒有人會帶頭做這種為人做嫁的傻事。如果政府不主動解決人才問題，亞洲盃想有成就不容易。

第三，具體做法上，主辦單位一方面應廣招志在四方的優秀青年，一方面也接受金融機構派員受訓。培訓地點應設在金融機構可能前往發展的亞洲國家，便於就近延聘當地語文教師以及金融法規及產業專家進行密集授課，同時也可以讓學員有系統的進行企業或有關機關的參訪。在一段時間內(例如一年)由於身處當地，這些學員不僅在語文方面可以快速進步，而且也更了解當地的風土民情，甚至有可能建立一些有益業務拓展的人脈關係。

第四，過去未曾有金融業歷練的學員，可以在國內先密集學習實戰的專業知能，甚至到金融機構實習，然後再行外派受訓。培訓結束後，再由國內有意從事亞洲盃的金融機構來選聘。

多年來外貿協會在新竹的「國際企業人才培訓中心」，選拔優秀青年，在一、兩年間，由資深業者或專家來傳授貿易實務，同時也以密集住校的方式，借重大量外籍師資，創造完整的外語學習環境，結果使歷年結業學員出路都很好，受到各方重用。本文所提方案更進一步，建議將學員集體派駐當地，效果應該更好，而且生活費用及教學成本應比在國內辦理更為低廉。

其實國內許多產業都希望走向國際，但瓶頸都在人才。本文所建議的方案如果可行，應也可以擴大運用在其他產業。這樣一來，對企業的國際化以及青年就業問題，都會產生相當大的正面作用。

        ●本文于2015年刊載於《今週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