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力太集中必然扼殺創意

   權力集中決策才能明快,也有助於落實執行。然而高階權力太大,肯定會扼殺內部同仁的創意。
例如有些企業領導人英明過人,多年來組織績效良好,因而在內部逐漸形成一言堂的局面,他不相信部屬中有人比他聰明,也不相信有人竟能提出超越他自己能想出的方案,因此很少傾聽部屬的建言,更難接受與自己原來想法方向不同的意見。久而久之,組織中的執行力固然良好,但領導人的能力就會變成企業經營水準與創新水準的「上限」,所有人的想法都無法超越這位領導人,而且各級幹部由於長期只需聽命行事,因而失去了創新思考與獨立思考的能力。
以上是組織內部常見的現象,其實在政治上也十分類似。例如,中國思想最富創意的時代是春秋戰國,各種學說紛紛出現,就是因為當時封建諸侯各據一方,思想家們可以逐家推銷自己的主張,此處不買單,可以轉到其他國家去尋求認同,而且因為諸侯們相對權力沒那麼大,即使不同意這些人的說法,也不會給予什麼懲罰。易言之,因為是自由開放的「言論」或「思想」市場,因而造成百家爭鳴的盛況。
大一統以後,思想逐漸統一,創新就少了。在皇權尚未高漲之前,臣下尚可提出與皇帝想法不同的建言,學術界也能持續在基本框架下進行有限的創新。到了明朝,皇權更集中,朝臣擔心說錯話而受到嚴重的懲罰,不敢提出皇帝不愛聽的意見,「老成持重,四平八穩」才能明哲保身,甚至要小心翼翼的揣摩上意才能長保富貴。這種氛圍,再加上科舉制度,舉國上下都很難有創新的思想出現。而清朝的文字獄,更將學者的大部分才智都不得不專注於訓詁考據方面。這是政治上集權對民族整體思想創新力的打擊。
其實政府政策也一樣。政府對產業管得愈多,產業的創新力就愈弱。例如近來金融業準備走向國際化,才發現幾乎所有業者在創新能力上都嚴重落後國際。原因之一是長年以來,政府擔心金融業發生風險或民眾蒙受損失,因而在金融監理上十分謹慎嚴格,造成金融業在產品及服務上高度相似甚至標準化,誰也無法推出差異化的業務,金融創新的能力當然難以提升。
又如全世界在通訊及電子商務的應用上不斷追求創新突破,我們卻永遠都跟在其他國家後面,這也與嚴格的政府管制密切相關。教育部多年來為了防止弊端,對大學的一切作為管制甚嚴,稍與傳統不同的做法都需要經過仔細審核才能實施,造成所有學校都缺乏特色,也失去了創新的能力。

●本文于2015年刊載於《天下雜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