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學術界逐漸重視企業個案的寫作，而歷史學者也開始對「企業史」產生了研究的興趣，這些都是十分令人鼓舞的事。
歷史學者觀察企業發展歷程，在觀念層次上應比策略學者高得多。策略學者或企管學者所關心的是：企業應如何因應外界環境的變化，調整經營的方向以及資源配置的方式，並進一步調整內部各種管理作為，以達到「環境－策略－管理行動」各層面彼此呼應配合、步調一致的境界。
然而這些所謂的「環境」是怎麼形成的？企業集體在因應環境變化時所採取的行動，又如何影響了下一階段的經營環境？而這些經濟、政治、社會、法律等各方面的複雜互動關係，以及在不同時期，政府的關鍵作為產生了什麼作用？這些就超出了策略學者的能力範圍，而需要歷史學家從宏觀與長期的角度來歸納分析了。
例如，台灣的企業發展到今日的局面，受到歷史上許多因素的影響。這些至少包括了：日本時代建立的產業基礎、政府遷台所帶來的資源與技術、戰後台日及台美產業的依存與互補、韓戰與冷戰、鼓勵外銷與外人投資的政策、各種產業的管制與開放、稅制變革，一直到台灣專科教育及留美教育對人才的影響等等，都與各個產業的興衰有所關聯。此外，因應全球相關產業的消長，台灣各個產業價值鏈的形成、國際分工的變化，以及大陸改革開放所帶來的產業外移以及各種機會與威脅，也都是不可忽略的環境因素。
企業史與經濟史或產業史不同的是：企業史還應進一步分析，為了因應上述每一項環境變化，企業界（包括潛在的創業家或外資）採取了哪些因應行動，而這些集體的決策與行動，又如何影響了整體產業的形貌、競爭的方式與強度，以及國民的生活型態、消費行為、社會價值觀念，而這些又如何再度影響了下一階段的經營環境。這些分析的結果，對策略制定與產業政策都會產生高度的價值。
簡言之，歷史的演進是多元互動、多向循環的複雜過程。無論是個別企業或政府政策制定者，都必須「鑑往」才可能「知來」。企管學者早就提出企業經營是「開放系統」而非「封閉系統」的概念，想要深入了解那開放系統中的運作以及複雜的因果關係，需要多元的專業及長期的投入。因此我們對歷史學家能投入企業史的研究，抱以極高的期望與期待。
●本文于2010年刊載於《天下雜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