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體系負責進行實質的創價活動，政治制度則為這些創價活動制定遊戲規則。經濟體系與政治制度互為表裡，簡言之，有什麼樣的經濟體系，就應有什麼樣的政治制度來配合，兩者配合得好，各方面就能欣欣向榮；若彼此杆格，國家的進步就會出現遲滯。
過去一世紀以來，美國的自由經濟與民主政治二者相輔相成，是造成其國力強盛、民生富足的主要原因之一。然而，本書作者指出，「市場經濟」、「自由競爭」、「私有財產」、「大眾握股」這些資本主義的運作方式，由於發展得過於極致，結果卻凸顯出現代民主制度的不足，而企業為了在競爭中存活，所採取的行動甚至妨礙了民主政治的基本理想與原則。
換言之，政治與經濟二者之間雖然互為表裡，但政治卻不應僅為企業服務，而必須兼顧勞工、社區、環保、文化以及永續發展等社會目標的平衡以及人類多元價值的取捨。回顧百年以來現代民主國家的經濟發展，企業以及企業的成長、獲利固然受到社會高度的關注，但經由各種勞工團體、環保團體、消費者團體的努力，加上各種立法規範，這些相關議題也得到合理的重視。而民主政治制度在此一期間也有效地扮演著平衡各方利益的角色。然而，當資本主義走向「超級」時，除了自由經濟所強調的「降低成本」、「滿足顧客」依然受到重視之外，其他各種社會價值都逐漸邊緣化，過去十分活躍的勞工團體、環保團體、消費者團體，其影響力也日益式微。這些現象表示政治制度早該配合這種超級資本主義而有所調整。
為了提升企業經營效率而犧牲社會的多元價值，背後的主因並非源自企業界的貪婪或經營者的道德低落，而是現代的市場競爭已走向全球化的結果。簡言之，在全球化經營時代，資金可以在世界各地自由流動，生產基地也因成本因素而在世界各地機動調整，許多國家為了提升國民就業水準，不得不降低勞動條件與環保規範等方面的要求，以吸引跨國企業的生產活動，或成為主要的採購來源國。而跨國企業為了強化本身成本上的競爭力，也不得不爭相前往勞動成本、環保成本最低的地區尋找供貨來源。
面對國際間工作機會的競爭，先進國家的工會當然無法強力主張勞動條件的改善，同理，其他如環保等議題，也都無法在任何單一國家大力推動，反托拉斯法案也難以跨國執行。本書指出，美國的工資低落、失業增加、中小企業與社區零售店倒閉、社區與企業關係薄弱、社會政策難以落實等，皆肇因於「消費者在乎價格」及「投資者要求利潤」。CEO們如果無法滿足這兩件事，其個人事業生涯勢必受到股東的懲罰。為求自保，他們的種種作為，應不意外。而多數民眾在譴責企業經營者時，卻未警覺到本身所積極扮演的消費者、投資者角色，已逐漸悖離本身最重要的角色－社會公民。
更深入觀察，還可以發現企業為了在嚴苛的競爭中存活，不得不積極影響政策與立法的方向，甚至進而支配了遊戲規則的設計。理論上，政治家與學者都應保持超然客觀、高瞻遠矚的立場，然而，政治人物需要募款以從事日益昂貴的選舉，學者專家則需要研究經費，而唯有企業能提供這些財力支援，其結果必然影響了言論與政策的超然客觀程度。其他與企業短期獲利無關的議題，即使合乎全民長期的期望，也不容易在輿論上及公共政策上得到應有的重視。
市場競爭、上市公司、跨國經營、選舉制度、國際政治，以及每一位國民在「投資人、消費者、社會公民」三種角色上的互相矛盾，種種因素，因果循環，環環相扣，形成了今日企業經營乃至於人類生活的機構環境。本書在分析上有相當的深度與創意，針對這些原因，所提出的方案，也頗有參考價值。但由於議題十分複雜，人類社會究竟能掌握哪些可能的解決辦法，以及每項方案的效果與副作用究竟如何，都是值得大家不斷深思的。
●序，《超級資本主義》‧2008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