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學費。我們大學學費遠低於世界水準，政府財力有限，想辦出色的大學就勢必漲學費。目前學生已習慣於低學費，聽到學費調漲幾千元就會引起抗爭，將來學費大幅鬆綁後，無論公私立，校長們必須要面對此一挑戰。何況學生會合理質疑教學水準並未大幅提高，為何要大幅調漲學費?
其次是師資。若想讓學生(以及未來的用人機構)感到耳目一新，師資及教學水準就不得不提升。請問要用什麼方法來證明現有教師的教學水準或教學方法不佳或缺乏實用價值?經由什麼程序來迫使教師提升教學品質，或使教學內容更合乎實務的需要?誰來做這件事?甚至誰有資格來做這件事?若此事現在做不到，為什麼鬆綁後就做得到?
第三，重金禮聘大量的明師來強化師資陣容，也是常聽到的。然而哪些人是明師?明師從哪裡來?如何衡量其教學對學生未來人生的價值，並依此來決定薪資水準?還是看「學術發表的數量」嗎?而且教職名額有限，為增聘明師不得不「請走」現有的一些教師，在長期安寧而和諧的校園中，誰來執行此一工作?
第四，學費調漲、教師薪資彈性化、減少「終身僱用」的傾向，都代表了「市場化」的理念。許多教師長年以來已經習於安定或「安貧樂道」的生活，將來轉變為「市場化」能否適應?我們應如何回應「大學不是職業訓練所」的訴求?有許多科系主要是研究高深的學術或哲理，本來就不該是「就業導向」，大學應如何決定他們的學費、薪資甚至員額問題?再者如果有些科系必須面對「市場化」有些不必，則哪些科系該歸入哪一類，應如何決定?
第六，「發展特色大學」也很有道理。然而如何將為數眾多無「特色專業」的教師轉變為一群具有某一特色的教師隊伍，也不容易。若要培訓新的知能或技術，或解聘一些，再補進一些具有這些專長特色的教師，其面對的人事問題與上述「鬆綁」十分相似。所不同者，一所大學究竟該發展什麼特色，影響了教師的去留，換言之，專長不合未來特色的必須另找頭路，專長將成為本校未來特色的就能留下來當家。可以想見，各校若要發展特色，其選擇特色的過程也很複雜。
「鬆綁」甚有道理，我們也討論了幾十年。但這些執行上的潛在問題卻始終想不出答案。
●本文于2015年刊載於《今週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