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有些企業領導人英明過人，多年來組織績效良好，因而在內部逐漸形成一言堂的局面，他不相信部屬中有人比他聰明，也不相信有人竟能提出超越他自己能想出的方案，因此很少傾聽部屬的建言，更難接受與自己原來想法方向不同的意見。久而久之，組織中的執行力固然良好，但領導人的能力就會變成企業經營水準與創新水準的「上限」，所有人的想法都無法超越這位領導人，而且各級幹部由於長期只需聽命行事，因而失去了創新思考與獨立思考的能力。
以上是組織內部常見的現象，其實在政治上也十分類似。例如，中國思想最富創意的時代是春秋戰國，各種學說紛紛出現，就是因為當時封建諸侯各據一方，思想家們可以逐家推銷自己的主張，此處不買單，可以轉到其他國家去尋求認同，而且因為諸侯們相對權力沒那麼大，即使不同意這些人的說法，也不會給予什麼懲罰。易言之，因為是自由開放的「言論」或「思想」市場，因而造成百家爭鳴的盛況。
大一統以後，思想逐漸統一，創新就少了。在皇權尚未高漲之前，臣下尚可提出與皇帝想法不同的建言，學術界也能持續在基本框架下進行有限的創新。到了明朝，皇權更集中，朝臣擔心說錯話而受到嚴重的懲罰，不敢提出皇帝不愛聽的意見，「老成持重，四平八穩」才能明哲保身，甚至要小心翼翼的揣摩上意才能長保富貴。這種氛圍，再加上科舉制度，舉國上下都很難有創新的思想出現。而清朝的文字獄，更將學者的大部分才智都不得不專注於訓詁考據方面。這是政治上集權對民族整體思想創新力的打擊。
其實政府政策也一樣。政府對產業管得愈多，產業的創新力就愈弱。例如近來金融業準備走向國際化，才發現幾乎所有業者在創新能力上都嚴重落後國際。原因之一是長年以來，政府擔心金融業發生風險或民眾蒙受損失，因而在金融監理上十分謹慎嚴格，造成金融業在產品及服務上高度相似甚至標準化，誰也無法推出差異化的業務，金融創新的能力當然難以提升。
又如全世界在通訊及電子商務的應用上不斷追求創新突破，我們卻永遠都跟在其他國家後面，這也與嚴格的政府管制密切相關。教育部多年來為了防止弊端，對大學的一切作為管制甚嚴，稍與傳統不同的做法都需要經過仔細審核才能實施，造成所有學校都缺乏特色，也失去了創新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