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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運動比賽看到什麼

      世界杯足球賽賽況持續升溫,除了比賽結果,運動比賽更有趣之處是,因人或動機目的之異,可有各種不同的觀察或欣賞角度。 
      青春少年觀賞運動明星的演出,往往可以興起「有為者亦若是」的志氣,於是更努力於體能的鍛鍊與技術的精進。
      有些人雖然不運動,卻也將運動明星視為成功典範或偶像。中老年人不太容易產生偶像崇拜的心理,也深知自己不可能再從事運動競技,反而可以更理性地欣賞與分析球員的技術、團隊的配合、教練的臨場調度等。
      企業觀賽,則多半關注體育運動中蘊藏的極大商機,因為,經由贊助球隊或球星,可以獲致極佳的廣告宣傳效果,如何及早簽下有前途、有潛力的球星或球隊,便成了一項關鍵的行銷決策。
      有些人則著眼於國家層面。一些名不見經傳的小國,因為在國際比賽中表現優越而揚名世界。於是有人開始檢討,為什麼我們沒有及早投入資源,訓練選手。更策略性的做法,則是集中資源,專攻某些適合國人體位,而且尚未被「世界列強」所佔領的運動項目。
      在我看來,這些世界級的體育競技活動,正是一項巨大的整合工程,而能造成全球風潮的職業運動,更是一個成功的整合平台。他們的整合作為,不僅令人欽佩,也值得研究學習。以職業籃球為例。想要將職籃「做起來」,需要為數眾多的優秀球員與教練投入此一專業,並能長期不斷地提升技術、鑽研戰略、研究培訓方式。
      因為有了精湛的球技與令人讚嘆的攻防戰術,比賽才精采,比賽精采才有觀眾,有觀眾才有廣告收入。在此一過程中,球員、教練、觀眾、廣告主、媒體各有所圖,卻又必須互相結合才能創造價值。而各自所創造的價值與各方目的之間,又環環相扣,倘若其中任何環節出了問題,損及比賽的可看度,都會減低此一整合平台的創價效果。
      每一個球隊或球團,都是一個「次級整合平台」,它們有股東,有盈收,也有投資報酬率。如何找到好的球員與教練,如何吸引觀眾與廣告贊助商,都是經營的重點。
      然而,少數球隊不足以形成風氣,個別球隊也不能為了自己的勝利或商業利益,而犧牲了整體運動的長遠發展,因此又出現了更上一層的整合平台-聯盟。
      聯盟不但必須對外行銷,還必須設計公平的競賽規則、對內照顧球員及各種從業人員。譬如,設計合理的薪資制度,以確保各球團不致因競相爭取球員,而墊高了經營成本;也不會因為待遇太苛,而降低了對有志加入職籃者的吸引力。
      球隊之間如何公平合理的挖角、新進人員如何經由選秀分配到各球隊、如何在青少年的家長心目中建立健康良好的形象,諸如此類,一切都是為了讓職籃更精彩好看,球員及教練更努力,未來的新血更樂於加入,並進而杜絕少數人為了圖利自己而損及整體的各種投機行為。
      以上種種,都是以整合為核心的經營管理作為,其目的是為了使「職籃」這個整合平台,能有效地與職業棒球、網球、高爾夫球等其他「整合平台」競爭,爭取到觀眾、廣告預算及未來球員。
      當今許多世界級的職業運動已成功吸納了全球的運動員、觀眾、廣告主,表示其整合十分成功。我們在欣羨其運動技巧之餘,偶而也應反思一下,我們的「整合能力」何時可以達到他們的境界。

      本文于2008年刊載於《經濟日報》

「學術化」與實用價值的矛盾

李家同教授在聯合報上為文指出,小學四年級學生的國語考題竟包括「映襯」、「遞進複句」、「轉折複句」等修辭學觀念,教授調查了數百位成年人,發現大多數人其實都不懂這些觀念,甚至國文系教授也未必都能正確回答這些小學生考題。
此一議題引起各方關切及討論。個人的觀察則是,許多社會科學都有類似的「學術演進」過程,包括我所熟悉的企業管理。
小學國語課的主要教學目的,應是讓學生學會讀與寫。在閱讀方面,不僅要能理解,而且要懂得欣賞;在寫作方面,則至少要達到文筆通順且辭能達意。為了培養寫作能力,必須多讀多寫,寫出來的文章還需要教師逐字逐句修改,寫作能力才會逐漸進步。然而,細心批改文章十分辛苦,對國民的文字表達能力雖有極大貢獻,但「學術性」顯然不足,而且文章人人會寫,也未必是中文系的專屬知識。為了彰顯學術性,文法、修辭等「學問」相繼出現,這就是文學走向「學術化」的開始。既為學術,就必須有學術研究,研究愈求嚴謹,各種名詞定義甚至學術流派就愈趨複雜。中文系的教授忙於建立架構與理論體系,中文系的學生也跟著投入許多心力於學習、探討這些複雜的理論。學生畢業後成為教師,自然就會將這些學問納為教學內容的重要部分。其結果,中、小學教師與學生的時間多用在這些學問上,寫作文、改作文的時間就不得不減少。將來這些年輕學子畢業後,對這些修辭學的專有名詞或許能夠朗朗上口,卻無法用精確的文字,有條理地表達意見或想法。而對這些年輕人或他們的僱主而言,寫作能力肯定更有「實用價值」。
以上未必正確描述了中文系「學術化」的演進過程,但在其他社會科學,例如在「企業管理」領域中,卻極為類似。
傳統上,管理教育主要是經由實務的個案,來教導年輕學生了解企業實務,以及在面對實務問題時,如何分析、研判並做出決策。教師的角色就像批改作文的中小學教師一樣,一點一滴地經由研討來提升學生的管理能力。然而,這樣的教學工作十分辛苦,又被其他學門認為「學術性不足」。為了解決此一遺憾,管理學門也開始發展複雜的數量模式、運用繁瑣的統計方法來驗證極為抽象的理論架構與命題。「學術化」的發展,在管理學界也出現了「文勝於質」的現象,學者們不再深入思考經營管理問題的本質,卻投入大量時間心力講究統計分析方法,以及學術文章的投稿策略與寫作技巧。這樣培養出來的年輕學者,學術性固然大幅提高,但在面對實際問題或指導個案研討時,或許功力就略弱了。
社會科學本來應研究社會現象、解決社會與組織問題。但因為太貼近實務,一則缺乏知識的獨佔性與神秘感,再則也擔心被其他學術領域批判為「不夠學術化」。而為了追求學術化,卻可能因此降低了實用價值,甚至與實務脫節。這樣的代價,是否值得?換言之,蘇東坡未必了解「映襯」、「遞進複句」等專有名詞,卻能寫出令人感動的傳世文章;王永慶不需要了解深奧的企管理論或統計方法,卻能成為大企業家。
這種不得不逐漸走向「學術化」的過程,也許是所有社會科學的宿命。

本文于2009年刊載於《經濟日報》

「民營事業公營化」的注意事項

標題沒有排錯,是「民營事業公營化」。過去二十年來,「公營事業民營化」是世界各國重要經濟政策之一。此一政策的前提是:市場經濟蓬勃發展,公營事業的政策性角色日漸式微,而且在經營效率上也遠不如民營企業。為了提升生產力與營運彈性,因此主張公營事業應加速民營化。尤其是已出現市場競爭機制的產業,更應讓資源分配、價格水準、資金流向,以及企業之成敗存亡等完全讓自由市場來決定。
除此之外,經濟學家多年來所形成的共識是政府能力有限,因此應儘可能減縮其影響力,只負責遊戲規則的制定,讓民間企業在追求利潤的動機下,自然運作出合乎社會整體福祉的結果。
然而,這次金融海嘯所帶來的經濟危機與各國的因應措施,卻讓大家開始重新檢視這些前提或思維模式。例如,民營企業經營不善,為何要政府拿全民的錢來抒困?以追求利潤為目標的企業,為何要在法律要求之外,還負起提供就業機會的責任?民營銀行所貸放的金錢,也都是存款人的血汗錢,銀行為何不能基於風險控管,選擇「雨天收傘」?如果這些作法皆有其正當性,表示多年來大家所深信的自由市場機能前提假設,已受到根本上的挑戰。既然如此,則「民營事業公營化」也並非不可討論。
現就以政府抒困來說。政府投入資金救企業,究竟應採借貸方式,還是入股方式?若採借貸方式,應如何確保債權?如何確保接受抒困的企業能合法合理地運用這些借款?如果為了加強管控,要求接受抒困的企業,減資認賠後,再由政府以增資入股的方式,取得若干董監席位,並對其經營方向有所要求與指導,則已有「公營化」的成分在內了。
這種公營化過程,牽涉到幾項重要的決策。第一,應該針對哪些企業進行抒困?其實,無論是要求銀行延展放款期間、公營行庫直接放款,或政府入股,此一決策都是最根本的,因為國家資源有限,不可能通通有獎,因此必須有客觀理性的選擇標準與程序。
第二,哪些企業值得政府以入股方式予以協助?
第三,政府入股之後,應如何監督?事實上,即使是政府貸款,或為其未來之經營成果「背書」,也都需要講求監督的方法與機制。
第四,政府若派任董監事,則他們的權責、待遇,以及能力與操守的要求水準也都必須事先仔細規劃。否則這些代表政府前往監督抒困企業的董監事未必能發揮預期的效果。
第五,政府入股後,既要監督企業,又不可因政府之介入而降低其經營的靈活度,其間輕重之拿捏,需要高度的政治與經營智慧。
第六,政府在入股時,就應思考未來「再度民營化」的時機與可能性。易言之,公營化或政府入股不必然是長期的作法,將來如果經濟情勢回轉,或該企業的經營績效開始改善,就應逐漸釋出公股,使其回歸民營的身份。如果政府資金一進一出之間,竟能獲利,代表政府此一抒困作為,不僅值得,而且也表現出良好的執行力。若資金投入後,毫無起色,最後還是結束營業,表示當初根本不應對這種企業抒困。這也是日後評估政府抒困政策的指標。
無論是民營化還是公營化,這些細緻的規劃與制度,都是政策成敗的關鍵。

本文于2009年刊載於《經濟日報》

企業倫理怎麼教?

企業在追求獲利的過程中,是否對社會產生正面貢獻,還是只圖利了本身?專業經理的決策,是否在有意無意間犧牲了投資人、消費者甚至社會大眾的長期利益?這些都與企業倫理有關。企業的規模與影響力愈來愈大,為了確保企業目標、經理人目標,與社會整體長期目標三者間的一致性,必須講究企業倫理。基於此一理由,近來商管教育中也主張開設「企業倫理」的課程。

「企業倫理」不是什麼?

       此一課程十分重要,但問題是應該怎麼去教?基於對企業倫理的了解,我認為要注意「三不」。第一,企業倫理不應成為「說教」或對道德觀念的呼籲。因為如果這種做法有效,則我們從小的「公民與道德」課目早已發生作用,不需到商管學院再來重複。第二,企業倫理不應與「法治教育」混為一談。有許多企業倫理的案例,例如大家常談到的「恩隆案」,其實主要問題出在法律體系、法規詮釋,以及守法與執法方面,非關倫理。針對這些精明世故、手段高強的高階人員,向他們訴說倫理的重要性,能產生作用的機率極為微小。唯有在法律上將監督、防範與懲罰等機制設計得更周延完備,才是治本之道。第三,企業倫理也不等同於公司治理。兩者固然必須互相搭配(所謂「徒法不足以自行,徒善不足以為政」),但企業倫理的重點在於個人的價值取捨,公司治理則是管理制度的設計,如果在企業倫理的課程中投入太多時間在制度層面,也會犧牲對個人價值觀方面的探討。

經由個案教學檢視自我價值

我認為在企業倫理的課程中,應經由深入的個案研討,來協助大家反省、檢視自己在價值觀上的定位與取捨。而且這些個案中的決策,應該都在「合法」範圍之內,以有別於法治教育。這些個案中的決策應表現出不同價值觀之間的矛盾掙扎,例如人情與前程之間的取捨之類。
例如,若有家族長輩對公司的人事進行關說,應如何處理?上級長官的關說,處理方法又有何不同?面對過去極為要好,目前任職於同業的老同學,在談到公司研發方向時,要保留到什麼程度?若對方沒有戒心,我們應否藉機探聽一下對方公司的研發重點?
又如,發現其他部門的同仁有小小的舞弊行為,自己應否主動告發?直屬長官明知違反公司規定,卻為了時效或方便而採取某些行動時,你應否犯顏直諫?你會不會向更上級的長官投訴?你會不會為了追求業績、取得好感而向甲客戶私下透露乙客戶的下單情形?如果拒絕透露,應如何向他表示而不傷感情?諸如此類,不一而足。
在真實世界中,這些問題並無確切答案,因為不同的情境,有不同的考慮,當事人一方面要研判情勢以及各種作法的得失,一方面也反映了他較深層的價值觀念以及對所謂倫理的看法。經由大量的個案研討,學生不僅對倫理議題更為敏銳,能理解各項決策的長期及間接影響,也更能深切體認,與他人相比,自己在這些價值取捨上,究竟秉持著怎樣的原則,或竟然缺乏一致的原則。澄清了這些以後,才知道怎樣的抉擇更合乎自己真正的深層價值。簡言之,在真實人生中若遇到類似決策,要怎樣做才不會後悔。
這樣的教學,顯然有別於「公民與道德」、「遵法觀念宣導」,以及「公司治理」,也才能達到企業倫理課程的真正目的。

本文于2008年刊載於《經濟日報》

公共政策的個案教學

國家發展與公共政策息息相關,從財政、教育、交通,到公共衛生與體育等方面的公共政策,不僅架構了國家未來的發展方向,界定了包括企業在內的各種社會機構的遊戲規則,同時也將社會的價值選擇反映到國家的資源分配上。因此公共政策的制定方式與程序,十分重要。
中高層政府官員以及立法機構共同構思與形塑了各種公共政策,他們制定政策的能力與方法決定了公共政策的品質。而他們的能力水準與所掌握的方法,又與他們所接受的教育訓練密切相關。
我不清楚我們政府中參與公共政策制定的官員或民意代表,平時究竟接受過哪些相關的訓練,但可以提供一些先進國家在這方面的人才培訓方法以供大家參考。
據個人間接的聽聞,美國某些知名大學的公共行政研究所博士班的學習方式是這樣的:
第一學年完全不「讀書」,只討論個案。這些個案涵蓋了美國及相關國家在過去幾十年來的各種公共政策議題,個案內容包括當時詳細的時空背景、各種數據資料、國會議員的意見、媒體的分析、民意調查的結果,以及後來的政策選擇等。學生熟讀這些個案教材後,在課堂上參與研討,針對個案內容,提出自己的分析,並在教師指導下進行意見交流與辯證。上、下午各研討一個個案,其他時間則研讀個案資料,構思想法。第二年以後再開始學習理論,進行論文的研究。
第一年以一年的時間密集研討大量個案,有幾項優點。
第一,讓博士生,亦即是未來的公共政策教師與研究者,在接觸理論之前即完整而深入地了解國家過去各種公共政策的來龍去脈以及當時的決策情境,使第二年以後的理論研讀可以結合第一年所研討的事實資料與問題,而不致流於憑空想像。換句話說,在探討各種理論時,大家可以用共同的資料基礎來分析問題,不必耗費時間在事實真相的猜測與爭辯。
第二,公共政策所包含的內容及所需考慮的層面十分廣博繁複,這一點和企業策略相似,且猶有過之。此領域中的任何理論架構或分析方法,若不能與複雜且具體的真實現象相互對照配合,勢必過於簡約及空泛。在學習過程中,唯有不斷地進行理論與實際問題的對話,才能讓學習者掌握抽象理論的精髓,並體會理論對分析實務與政策決策的重大價值。
第三,這些博士班學生將來極有機會為政府的公共政策制定者或幕僚進行培訓或授課。以這些重要個案教材為知識基礎,他們可以毫無障礙地與這些公職人員進行深入、切乎實際的意見交流。也可以在培訓中運用這些具有代表性的個案,引導學員深入研討,進而提升其政策制定能力。
事實上,這類公共政策的個案材料可以從公開資料中取得,在撰寫上,比具有私密性的企業個案容易得多。有了這些教材,再配合恰當的教學方法,不僅可使未來的學者更務實,也可使他們在協助提升公共政策品質,或培訓未來公共政策制定者方面,發揮更大的作用。
「公共政策」並非個人的專長領域,但身為公民,對國家的公共政策當然有些關注,野人獻曝,希望能拋磚引玉,使這方面的教學與培訓能更上層樓。
     
本文于2008年刊載於《經濟日報》

商管學院中的法學教育嚴重不足

現代企業經營決策環境中,法律的角色日益重要。不僅因為買賣雙方契約關係日趨複雜,而且為了確保競爭的公平性,以及做好企業與投資大眾、消費大眾,乃至於整體社會之間的利益分配與價值取捨,政府所制訂的法律規範也愈來愈周延細密。此外,從事跨國經營的企業,還必須同時面對各國的法律環境。
這些與企業經營有關的各種法律規範,一方面代表了企業必須遵守的遊戲規則,一方面也代表著無處不在的潛在風險甚至陷阱。任何大小經營決策,無論在企業策略、行銷、財務、人事、科技研發等方面,定案前都必須考慮相關的法律框架,一則可以避免產生糾紛,一則也可降低誤觸法網的機率。再者,若能靈活運用法律規範,還可能創造一些競爭上的優勢或先機。
以上道理,多數大型企業其實都已十分了解,近年來它們對內部法務單位的重視,以及對法律專業機構的依賴程度,都已明顯反映出此一趨勢。
然而長年以來,我們的商管教育中,對法律方面的課程要求卻嚴重不足。四十年前我就讀企管系時,法律相關課程共有「民法」及「商事法」二科必修課共計約十二學分,但現在商管學院中,某些企管科系所接觸的法律科目僅有必修「民法」及「商事法」共四學分而已。有些科系因其特性而必修「保險法」或「租稅法規」、「貿易法規」、「智慧財產權」等,但整體而言,仍相當不足。有些MBA學位,完全沒有必修的法律相關課程,以致有些大學畢業於理工學院的MBA,可能完全未曾接觸過法學教育,即踏入社會。這方面知識與觀念的不足,不僅使這些MBA在決策上考慮欠周,而且未來向高階升遷的過程中,法律素養不足也將被視為一大缺點。
三十幾年前,我在伊利諾大學讀MBA時,即有一門三學分的必修課「企業法律環境」(Legal Environment of Business),學習時十分辛苦,事後卻愈來愈感受到這門學問的價值。這門課的內容包括了對美國法律體系與司法程序的介紹、憲法基本觀念及人民的權利義務,並對公平交易、產品安全、消費者保護、環境保護、勞工等議題專章介紹。課程進行方式主要藉由美國企業發展歷史上的重要案例,來說明這些法律當初的立法意旨與精神。這門課的目的,當然不可能期望學生能深入了解法律條文的具體意義與運用,但可以使學生在知識體系中,開始建構與法律有關的觀點、提升對法律環境的敏感度,以及體認它們對企業成敗的影響。更進一步也可以從這些法規的產生、變化、調整過程中,讓學生了解這些法規存在的社會意義、它們對企業永續經營及社會長期繁榮所發揮的作用,並進而使學生在深層的價值觀念上產生遵法、守法的基本態度。
目前企業經營上所需要知道的法律與法規當然更多,例如:智財權的保護、證券交易法、公司治理有關的法規等,商管學生都有略加了解的必要。但商管學院的教師們似乎只重視純管理的學科或高深的學術研究工具課程;而法律系的教授也不習慣對「外行人」講授這種範圍廣泛、不強調條文、只著重觀念的「法律」課程。加上教育部希望大學大幅減少必修學分,因此要讓商管學生有機會習得必要的法律觀念,在實行上也很不容易。

本文于2008年刊載於《經濟日報》

服務業的發展如何走向良性循環?

世界各國產業發展的規律是:當製造業飽和或式微以後,國民就業與國民所得的來源就會逐漸轉向服務業。台灣過去十年來製造業成長減緩,但服務業所吸納的就業人口及所創造的整體價值卻成長有限。一般輿論將此一現象歸因於兩岸政策長期未能鬆綁,限制了服務業的發展空間。但事實上,若干早已鬆綁的產業並未因此在海外快速成功,而且未來即使全面開放,我們的服務業也未必能以大規模與現代化的經營方式,與世界級的同業一爭雄長。
服務業的關鍵問題或成長瓶頸在於人才。許多人建議台灣服務業在策略上應該擴大規模、提升服務品質、構思創新的經營模式,或走向國際化,諸如此類,不一而足。然而,若產業中的人才素質與數量未能達到理想水準,以上各種立意良好的策略構想都勢必落空。
所謂人才,大致上可分為高階領導人與中基層的中堅幹部兩大類。大部分的高階領導人在經營上都有其獨到之處,但企業經營不能僅依賴高階,因為制度的建立與運作、擴大規模或跨地區擴充、高階層策略構想的落實執行,以及營運流程中點點滴滴的品質維護、效率提升、創新改善,都亟需為數眾多、水準整齊的各級主管來負責。這些中堅幹部若能力不足,不僅難以進行授權與分權,而且也無法有效地教導更基層的新進員工或未來的接班梯隊。再者,未來高階人員多半也將來自目前的中堅幹部,後者的普遍水準,當然會影響十幾二十年後領導團隊的整體素質。
印象中,一線大學的畢業生或MBA,很少將金融業之外的服務業列為未來前程發展的首要志願。服務業對最優秀的年輕人吸引力不足,大致有三項原因:第一是待遇相對偏低,第二是升遷緩慢,第三是感到在此一行業中能學到的不多。
待遇低是因為企業規模偏小,整體創價能力不高,因而限制了薪資的水準;升遷緩慢是因為組織規模成長慢;學習成長受限,是因為國內服務業普遍知識存量不高、系統化的訓練少,或各級長官不擅於或無餘暇教導高水準的新進人員,僅能以長期在基層蹲馬步的方式,讓新人慢慢累積經驗。
再深入分析,這些原因之間其實存在著互為因果的循環關係:現有人才不足使得企業成長與規模經濟受限,規模不足既影響了利潤水準與薪資的吸引力,也無法支持系統化的人才培訓;而現有人才不足或過於忙碌,也使得優秀主管們沒有餘力深入教導新人。由於薪資水準與知能成長皆難以吸引新人,又再造成人才質量的不足。
在人才供給方面,由於各種服務業的產業特性差異很大,商管學院的教授們通常較長於討論跨產業的共同議題,未必能針對特定產業的需要設計教學內容。以致MBA或商管學院畢業生在進入職場時,對這些產業的運作方式都感到十分陌生,無法立即發揮作用,又未必願意配合服務業的傳統,長期在第一線的基層慢慢磨練。此一因素也使得前述的因果循環更形惡化。
釜底抽薪,欲使我們的服務業脫胎換骨,未來能在國際競爭中有卓越的表現,就必須設法在中堅幹部的人才培訓方面有所突破,才有可能打破前述的惡性循環。

本文于2008年刊載於《經濟日報》

市場機制的代價

市場機制是經濟學的一項核心概念。此一概念認為,只要維持良好的市場機制,長期中社會整體資源的分配就能日趨合理。在開放的市場機制下,企業為了追求利潤,會配合市場需求與競爭態勢來決定價格、產量,以及產品品質的特性與水準。而市場力量在長期中也決定了哪些企業能夠存活並持續成長。易言之,在優勝劣敗的法則下,自由競爭是汰弱留強的最佳途徑。
幾十年前,政府的政策指導偏多,管制偏嚴,終於導致物極必反,一旦人心思變,開始重視自由化的市場競爭,許多政策即迅速地走向鐘擺的另一端。在自由經濟思想的指導下,過去二十年來的產業政策在大方向上取消了產業的進入障礙,希望經由競爭與淘汰的機制來達到適者生存的目的。
傳統經濟學的假設是,每一個廠商在長期中都是可以生滅無常的個體,在競爭下被淘汰的廠商,其原本掌握的各種資源,可以輕易地釋放出來,被其他廠商或其他產業所吸納。然而在真實世界,此一假設前提其實並不成立。因為在真實世界中的「廠商」,不僅擁有產銷功能而已,其內部還存在著複雜的組織與流程、不可逆轉的資源、專屬的知能,以及為數眾多有感情、有想法、各自有其人生規劃的各級成員。因為這些的存在,使得任何一個廠商或機構的成立或消滅,都會產生極高的成本。
例如銀行業。二十年前台灣的銀行業是高度管制的,因此銀行家數有限,競爭不激烈,各大銀行各擁一片天,獲利良好且員工待遇優厚,然而也由於缺乏競爭,因此創新以及向上提升的動力顯然不足。十幾年前政府政策轉變,開放民營銀行,過程中或許是各方壓力,或許是自由經濟的理念,一旦開放即增加十幾家規模與策略定位皆十分相近的民營銀行。這些民營銀行的規模與競爭條件不足以大步跨向國際,但為了生存與站穩腳步,都不得不在人才網羅、資訊系統建置、市場開拓等方面大力投入。一時之間,金融產業固然呈現了欣欣向榮的氣象,但這些背後,所付出的有形與無形成本也相當可觀。
以台灣內需市場的胃納量,為數如此眾多的銀行,幾乎在一開始時即註定有一半以上勢必在競爭中遭到淘汰。這些年來,出問題的銀行不少,其中當然有公司治理、金融監理、經營倫理等方面的原因,但市場總需求有限,銀行家數多而規模小這一先天產業條件,也造成了最基本的問題。
銀行當然不致於「關門」,經營不善的結果通常是被本國或外國銀行所購併。而購併的過程中,各種成本相當高。例如電腦資訊系統,當初建置時,各家都投入大量的資金與人力,兩家銀行的合併,在資訊系統上幾乎必須全部重新設計。此外,管理的流程與制度、職位的歸併、人員的轉任與裁撤、客戶關係的調整等,都是耗時費事的工作,這些都不是銀行的核心業務,卻是合併時無可避免的作業。易言之,為了合併而多增加的工作負擔,必然會降低本業發展的聚焦程度。
自由經濟下的市場機制當然有極高的價值,但至少就銀行業而言,整體的人才數量不足,市場需求總量有限,卻開放成立了大量不合經濟規模的銀行,因而不得不歷經這十幾年競爭與淘汰過程中所產生的紛擾,以及產業重新整合的心力,這些都可以算是市場機制的代價。

本文于2008年刊載於《經濟日報》

怎樣才是好教練?

大部分企業都知道人員需要持續教育訓練。然而,對在職人員而言,教育訓練如果只是上課或聽講,對工作效率與品質改善的效果將十分有限。因為在職人員所需要的,不只是知識,還有直屬長官在工作上的「教練」角色。尤其是中基層人員,更需要其直屬長官有系統地進行「coaching」的工作。旁邊有教練時時關注,員工才學得快,所學才能充分表現在工作上,因此,「教練」是中基層主管極為重要的管理責任。
此一觀念,有很多企業尚未了解,有些雖有了解但未正式實施,有些雖有心實施,但卻不知教練的角色究竟應該如何?
以下讓我們藉由觀察高爾夫球教練的表現,來說明一位好教練應該有怎樣的做法。
「教練」的工作內容,其實相當於「問題分析與解決」。此一程序的第一件事即是從結果歸納出原因。當學員一次揮桿沒打好,好教練可以很快地找出原因。高爾夫球運動牽涉的因素極多,同樣的「打不好」,原因成千上百,可能是用力的方式,可能是重心的移動,可能是轉身不夠,也可能是下盤僵化或不穩,不一而足。能找出原因,就是朝正確方向改進的第一步。
其次是針對原因,提出解決方案。這兩件事做好,通常就會有所進步。然而再細想,還不止此。
第三是依診斷結果,選擇當前的改進重點。高爾夫球運動和管理一樣,表面問題背後可能存在著多種原因,若期望將所有問題一次解決,則教練的解說就會像教科書一樣的條列完整、繁多複雜。但好教練不會對每位學員提出相同且完整的建議,而是依據其診斷,找出一兩項最關鍵的因素,優先處理,不會以追求一步到位的態度來全面要求,造成學員因無法逐步掌握重點而陷入膠著。
第四是動態調整建議改進的方向。高爾夫球運動的一大挑戰是:某些缺點改正後,另外一些缺點就會自然浮現。因此教練不能只持續關注一兩項注意事項(例如「不要抬頭」),而應用心觀察學員當前的進度與問題,調整其學習或改善的重點。
第五,好教練要能因材施教。每位學員年齡、體能、身材,乃至於過去的揮桿習慣都不同,好教練要能視學員的狀況或自我期許水準,設計不同的教學方向。讓每位學員各有其風格,但也都可以將就其現狀,適度發揮其優點。
第六,好教練要能對其診斷或建議方案,講出令人信服的道理。遇到較有思考力的學員,往往會問「為什麼」,好教練應有能力解答學生的疑問。
第七,好教練要視學員性格,分別以不同的寬嚴標準來鼓勵與要求。易言之,應視情況對某些人要求嚴格一點,對另一些人則以鼓勵與安慰來激勵其向上之心。
以上這些,其實也是中基層主管在擔任同仁「教練」時,應注意到的重點。打球與管理極為相似,都強調「知行合一」,或知行並重。讀書、聽講,或觀察別人(在打球時是觀看世界高手的揮桿錄影,在職場上則是觀察長官或同事的做法),都有幫助,也不可或缺,但若還有「教練」在旁協助發掘問題、解決問題,並針對各人問題與特質來量身訂做改善與成長的計畫,則將「知識」轉換為「能力」以及「具體行動」的過程,必然事半功倍。

本文于2008年刊載於《經濟日報》

現任主管是不是人才晉用與發展的障礙?

依據分層負責的道理,用人單位的主管在選聘新人方面,應擁有相當大的裁量權。因為新人將來是由他來領導,新人初期在組織中的學習與成長也由他來負責,若單位主管在乎本單位的整體績效表現,則其在用人方面應不致背離用人唯才的原則。  
然而除了直接爭取訂單的業務單位之外,組織中很多處室,其人員素質水準未必會在短期中反映在績效上,因此單位主管的私心有可能影響了用人決策的理性程度。而此所謂的「私心」,並不限於任用私人而已。
最嚴重的問題是「高手恐懼症」。能力不足或自信心不足的主管,為了擔心新來同仁能力太強,表現優異,凸顯出主管本身知能與觀念的落伍,甚至影響本身在單位裡的權威地位,因而不願聘用外來的高手。甚至常以「不合群」、「理念與公司不合」等理由,排擠掉專業水準明顯較高的應徵者。若大部分單位主管都將可能提升組織平均素質的新血輪視為將要替代本身職位的潛在競爭者,則組織人力素質必然無法提高,甚至永遠會以單位主管的水準為上限。
除了任用新人之外,基層主管還可能表現出一些以私害公的行為。
例如,主管因為專業不足,能指導的十分有限,因而造成不願或無法盡力輔導新人。新人在職一段時間後未能獲得知能成長,當然會降低其留任意願。
其次,有些主管對其轄下的高手過於依賴,希望永遠「專屬」於其下為他效力,因而不願讓這些高手有到其他單位輪調或獲得升遷的機會。專屬時間久了,也會影響這些人才的前程發展與留任意願。
第三,在單位的繼任人選方面,有些主管為了在自己升遷以後還能對原單位擁有高度的掌控,往往喜歡晉用「聽話」的而非能幹的部屬。尤其對與本身意見不同,繼任後可能有所興革者,更是排斥。此一現象或作法對組織的活力、創新、士氣都會造成高度的負面作用。
針對這些可能的現象,機構領導人或比這些單位主管更高階的長官,可以考慮採取以下行動。
行動之一是:人事權不應下授給能力不足,自信心低落的單位主管,即使這位主管可能位階已相當高時,也應如此。易言之,若希望這些單位的績效有所突破,更高階的長官要親自掌握晉用新人的權力,以避免現有的「劣幣」,驅逐了能為組織帶來希望與進步的「良幣」。
行動之二是:高階長官與新聘的高手即使在組織層級上還隔了幾層,也應在一段時間內,與後者維持直接的溝通管道,以免這些好不容易才聘到的高手,因原有舊人的「圍勦」而水土不服或適應不良,甚至黯然求去。除此之外,直接的溝通管道一則可以就近考察其能力與品德,再則如此也是對他們表示重視,有助於組織向心力的提升。
行動之三是:一般的單位主管,雖未表現出能力不足或自信不足,但高階長官也應以抽樣的方式,深入了解他們在任用新人時的考量角度與評估方法。這樣一來,既可以了解他們的公正程度,同時也可以藉機輔導他們的選才技巧。
行動之四是:新人到職以後,高階長官應適時檢視其在職訓練的成果以及工作上的適應情況,以確保單位主管在新人的培養與輔導上的方法正確且已盡心盡力。

本文于2007年刊載於《經濟日報》

有獎懲才能落實要求,有考試才有訓練效果

策略、使命、經營理念等雖然重要,但若缺乏執行力,一切都勢將落空。欲提升組織執行力,最簡單的要領,第一是運用具體的獎懲制度來落實各項要求,第二是以嚴格的考試來達到訓練的效果。這兩件事說來簡單,但許多組織卻未能真正做到。
首先談獎懲制度。通常企業對具體的業績都有明確的獎懲制度,然而除了追求業績之外,各級同仁在行為上還必須遵守許多其他規範,例如為了確保產品的品質、工廠的安全、機器的正常運轉、資訊系統輸入數據的正確等,組織都必須有明確而具體的規定,並要求組織上下嚴格遵行。
但在實務上常看到的現象是:長官對這些規定或要求,三令五申,不斷提示,然而言者諄諄,聽者藐藐,某些中基層人員依然屢犯不改。有時雖有懲戒,但因缺乏明確而具有高度一致性的獎懲標準,因此令不少員工常存僥倖之心,久之甚至造成整體組織之紀律蕩然。
此一現象背後的原因是:管理當局未能注意或缺乏能力去為這些行為規範制定較為具體的指標,更未界定各種過失的嚴重程度之標準,因此獎懲制度不得不流為主觀,因而大幅減弱獎懲的力道。
除了缺乏能力之外,主其事者在心理上有時隱約希望維持「人治」的比重,以提升本身的權力與影響力;有些時在表面上似乎「心存仁厚」,獎多罰少,事實上則是怕得罪人,不願明訂指標與標準,等到出了問題,再來協商甚至「和稀泥」。
當企業規模尚小時,由於主持人經常親臨現場,對各種功過幾乎皆能掌握第一手的資料,加上本身邏輯思維清楚且對獎懲有高度的一致性,因此即使缺乏明文的獎懲制度,對組織的執行力也影響不大。然而當組織規模擴大、層級增加以後,來來去去的專業經理人若對各種規範或獎懲的標準缺乏一致的見解;或每次發生類似狀況後,處置標準「可大可小」,寬嚴不一;或為了取得共識而爭論不休,延宕處置的時機。這些都會使組織的各種要求,難以落實。
其次是訓練與考試。除了基本知能的培養之外,實務上的訓練有不少是著重於流程、制度、政策、內部規範、外部法規等方面的說明與要求。許多組織中,這類訓練雖然頻繁但效果不彰,同仁在一而再的受訓之後,並未將這些規章制度內化到本身的行為上,甚至即使經過多次訓練,也始終未真正搞清楚這些制度與政策的內容。觀念上還搞不清楚,當然不可能依規定落實執行。
出現此一現象的原因很簡單,即是訓練後並未要求考試,或雖有測驗之形式,卻未真正發生檢測學習成效的作用。
大家都當過學生,當然深知「不考不唸」的道理。事後不必經過嚴格考試的訓練,極可能淪為同仁們忙碌工作步調當中,抽空休息養神的場合。
更根本的原因是:命題、閱卷費事傷神,「當掉」同仁又怕干犯眾怒,不如虛應故事,做個表面功夫。再者,若大家都考不好,又擔心上級認為辦理訓練的單位績效不佳,因此,當訓練單位自行辦理考試時,通常大家都會輕易過關。
若高階層真想「玩真的」,或希望經由訓練來提升員工的水準、落實組織的各種要求,就應針對這些方面來積極改進。

本文于2007年刊載於《經濟日報》

親兄弟應否明算帳

      俗語說「親兄弟也要明算帳」,但很難想像一對小兄弟之間,當哥哥指導弟弟功課,或弟弟幫哥哥跑個腿,竟然要計較誰的辛苦比較多,或每次為對方做了一些事之後,還需要由父母來支付酬勞。然而從另一方面看,當長大分家以後,若依然抱持著這種「各盡所能、不分彼此」的想法,遲早會出問題。可見得親兄弟之間應否明算帳,也應視情況而定。
小時候兄弟之間不計較,未必是因為「事情小」,而是基於幾項原因。第一,家庭的氣氛讓兄弟之間感到不分彼此,既為手足,就應分享彼此所有的快樂與煩惱,因此誰辛苦、誰佔了便宜,都不必特別在乎;第二,家庭裡有互惠的文化與習慣,這次雖然自己犧牲一下,但不久還會有請對方提供協助的可能,只要長期中有來有往,就不必要求對方付出立即的回報;第三,父母除了必須努力創造與維持上述的文化與行為模式之外,還會經常注意到,哪幾位子女常熱心為其他人付出,並進而對他們表示肯定與鼓勵。
簡言之,在這個階段,兄弟姐妹之間存在著高度的認同,使目標、利害一體,因而不必明算帳。
長大以後,各自嫁娶,所謂分家,即是指在父母的原生家庭外,每位兄弟又必須為自己所建立的家庭努力與積聚。即使兄弟同心,妯娌之間卻未必,於是目標開始「分化」,因此必須設法計算各人的貢獻並公平分配成果,以確保兄弟之間利益的一致,或目標的「一體化」。
此一觀念,除了可供家族企業的轉型做為參考外,對多角化企業中的綜效產生機制,也有若干涵意。
目標一體化

      事業部之間所以能產生綜效,除了因為在集團之內,容易得知各方究竟擁有哪些潛在資源(包括知能、技術、商情、網絡關係等)可以互相截長補短之外,另一項重要的理由即是上述「目標一體化」的存在。尤其當集團規模小,或機構領導人有能力直接掌握全局時,更是如此。
簡言之,若領導人(相當於家庭中的父母)能創造並維持各事業部負責人利害與共、互利互惠的文化,而且能夠隨時注意誰曾提供本身的資源來協助其他人,並予以肯定,這樣大家才樂於創造綜效。有時甚至要以定期輪調來打破大家的山頭主義,這也有助提升組織文化上「目標一體化」的水準。
有了目標一體化的感覺以後,某些不易精確計價的綜效,例如商情資訊的互相交流、客戶或其他外界關係的引薦、品牌形象的分享等,就比較容易在集團內部出現。因為既是一家人,就不必計算這些綜效究竟為誰帶來多少利益、為誰增加了多少成本。
然而當組織規模擴大,各事業單位的利潤達成率又與各單位同仁之獎金、升遷掛勾時,僅依賴心理上或組織文化上的目標一體化就顯然不夠,尤其是成本效益金額較大的綜效,就必須建立轉撥計價制度來分攤成本。當內部轉撥計價無法讓各方感到公平,就只好依賴「市場機制」-若認為在集團內部尋求合作交流不合算,就儘管與外界去合作與交易。到了這個階段,集團內的綜效,在實質上已微乎極微了。
這就像分家以後,既然目標已難以像當年一樣地一體化,就「兄弟登山,各自努力」,若有合作,儘管「明算帳」吧。

本文于2007年刊載於《經濟日報》

為什麼有些組織不能追根究底

在管理上所謂的「追根究底」,是指當發現問題時,應鍥而不捨地深入分析,探討發生問題的根本原因,再針對這些原因,提出解決辦法,甚至進而重新設計流程與制度,務使類似問題再度發生的機率降至最低。
例如,成本為何無法下降?顧客為何出現不滿?優秀員工為何離職?產品開發為何延遲?部門間協調為何日益困難?諸如此類,若管理當局能針對這些每天都可能出現的問題或現象,不斷深入蒐集資料、挖掘原因,應該可以找出許多在經營管理上值得改善之處。從正面來想,所有問題或挑戰,只要能用心找出背後原因,都是管理水準持續進步的契機。
然而許多組織,在其管理文化中,並無這種追根究底的精神。明明是眾所周知的問題,卻遲遲不解決,或只在表面上採取一些行動,但由於未觸及根本原因,因此「病灶」無法消除,結果是問題日益嚴重,績效每況愈下。
追根究底的精神或做法,必須從上而下。唯有高階管理者重視問題的分析與解決,各級人員才會持續努力找出問題的癥結,並採取積極的矯正行動。甚至可以說,管理水準未能提升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組織文化中缺乏追根究底的精神,而高階主管未能實事求是地分析問題、解決問題、追蹤問題,則是更根本的原因。
高階主管未能追根究底,原因很多,能力不足、生性疏懶、怕得罪人等因素之外,還可能有幾項:
第一是高階主管「志大才疏」,自認為只要管好大方向或外界網絡關係即可,細節儘可交由下級去處理。殊不知當上級對細節或作業面的問題不「窮追猛打」,各級主管就容易鬆懈,組織中的「執行力」就會漸漸趨於疲弱。許多企業策略雖好,但敗在執行,原因在此。
其次是缺乏有效的資訊管理系統或管理會計制度,使得在分析或追究發生問題的原因時,無法從有系統的資料中,推敲或歸納出真正的問題,或找出應該負責的單位,因而常出現雷聲大雨點小,甚至虎頭蛇尾的結果。稍具規模的組織,必須擁有上述這些資訊與管理會計系統,再加上素質良好的幕僚人員,在管理上才能真正做到追根究底。
第三,高階管理者對許多業務的細節不甚瞭解,在追根究底的過程中,常會遇到自己不懂的專業知識,但卻為了顧及本身形象,不敢提出太基本的問題,或請部屬為自己做詳細的說明或解釋。易言之,有些高階管理者為了避免在部屬面前暴露自己在某些方面的無知,因而不願意放下身段來向他們請教。這樣固然在短期中維持了高階人員「無所不知」的虛假形象,但長期中則因為有許多關鍵「盲點」的存在,使其始終不敢觸踫某些問題,連帶在管理上也無法做出追根究底的動作。因此,不隱瞞自己的無知,並願意向低階人員請教學習,是某些高階管理者在心態上亟需突破的一關。
在建立追根究底的組織文化時,高階人員「不恥下問」的態度尤其重要。因為很多問題的來龍去脈、因果關係、專業背景,都需要由中基層人員來提供。為了避免少數中階人員壟斷了高階決策者的認知來源,或因高階決策者片面的認知而扭曲了決策的方向,高階人員必須多方請教,蒐集資訊。而此一過程中對自己的無知愈不在乎,知識的成長才愈快速。

本文于2007年刊載於《經濟日報》

學英文與學管理不宜混為一談

解決問題時,不應針對表面的現象來頭痛醫頭,而應找出背後真正的原因,再對症下藥,這是大家耳熟能詳的道理。近來在國內MBA教育中被視為未來努力方向的「英語授課」,究竟是否真的能提升社會對管理教育價值的肯定,也可以從這一角度來分析探討。
由於「管理」的功力不易衡量,初入職場的人,也不易展現管理的潛力,於是「外語能力」就成了一項比較容易比較高下的指標。有些學者常聽到企業界提及,本國的MBA英文不及留學回來的MBA,於是主張以英語授課,使用英文的個案,甚至以英語來進行研討。並認為這是配合職場需求,並使台灣MBA教育走向國際化的最佳途徑。
個人對此一方向持保留的態度。基於幾項原因:
第一,企業管理的實質內涵十分豐富,MBA學生大部分並非商科畢業,對企業管理的基本觀念初次接觸,極可能因為語文而阻礙了實質的學習。易言之,對一位電子工程系或經濟系的畢業生而言,企業管理是一個陌生而複雜的學科,在短短兩年內,用中文學習已有相當難度,若用英文,學習效果更要大打折扣。
第二,管理教育重點在於培養思考能力與思想方法,因此必須與過去從各方面所瞭解的人性、社會現象等種種體驗與觀察密切結合。以英文來進行教學,使所學與過去累積的知識、思想、經驗難以整合。換句話說,用英文來教數學或物理,可能比教行為科學更恰當,而企業管理在學術的座標上更接近行為科學,而不是數學。
第三,MBA教育中,十分重視討論與師生互動,以及學生相互之間的思想與意見交流。在這種互動過程中,各方對語文的掌握都必須十分精準,才能真正聽得清楚,講得明白。個人覺得我們的學生在中文上的聽講與口頭表達,都尚有極大的進步空間,若以英語做為教學媒介,更難達到理想中MBA的學習效果。而且目前大部分學生在公開場合提問或表達意見時,即便使用中文,都不太習慣,若要求使用英語,大家將更寧願做個安靜的聽眾。這將使管理教育中最重要的一部分被徹底犧牲。我們很難想像,如果教師與學生平日都習用中文,上課時雙方卻必須用英語進行意見交流與討論,是什麼樣的場景。
第四,要到國外名校讀MBA,入學前英文就必須達到相當的水準,而且留學期間有機會生活在英語的生活環境中,回國後自然英文較佳。國內的MBA,未必有這樣的條件,結果很可能是:英文未必顯著進步,卻又因為語言的限制而未能深入學習企業管理的廣博內涵。
台灣的MBA,平均而言,外語程度當然不如留學生,但優點是可以運用本國的語言,越過溝通的障礙,直接去學習吸收實質的知識。如果放棄此一優勢,實為不智。
學生的外文能力固然要加強,但應該另外運用其他的管道。而且在中學或大學的階段就應奠定良好的基礎。若到了研究所,再以英語教學來補救外語能力,卻犧牲了實質內容及思考能力的學習,長久而言,得不償失。管理學院的教師對學生的附加價值,應是管理知能的提升,而不是外語能力的加強。在職場上,MBA畢業生若僅憑外語能力即可取得優勢,可能表示企管學術為MBA或業界所能創造的價值已逐漸消失。這才是我們管理學界應該認真檢討反省的。

本文于2007年刊載於《經濟日報》

創新與量產的循環輪替

台灣產業過去的強項是量產,現在則希望更重視創新。事實上,在大部分產業中,創新與量產代表了產業不同發展階段的重點,而且只要產業繼續存活,二者之間的循環輪替現象就會持續下去。
以成衣業為例。高檔的成衣每年都在推陳出新,新款成衣為了彰顯其獨特性,通常會限量供給,無法達到量產規模,再加上創新成本高,價格難免居高不下,因此需求也不會太高。創新的品項很多,如同百花爭豔,過了一段時間以後,有些設計上的創新特色脫穎而出,於是就有人開始大量生產具有這些特色的成衣。原先的創新者因為受到量產廠商的威脅,就不得不再從事下一階段的創新,企圖以更新穎的產品來引領下一波風潮,以獲致較高的利潤。
換言之,創新者不斷推出新產品並獲得創新利潤,量產者則以量產的方式來模仿並取代成功的創新產品,等低價的量產產品普及時,創新者就不得不以下一波的創新來再創新局。
資訊軟體產業也有類似的現象:軟體業者針對客戶需求,設計「tailor-made」解決方案,此一過程不僅需要高度的創新能力,而且十分知識密集與勞力密集。由於強調所提供的是「客製服務」,因此費用相當高昂。等累積了相當多的服務經驗以後,軟體公司就將這些服務內容與軟體程式標準化,發展出可以廣泛應用的軟體「產品」,再以量產及大量行銷、相對低價的方式來推廣。這也是創新與量產的循環輪替現象,與成衣業不同的是,資訊軟體產業中的這種循環輪替現象,經常發生在同一組織之內。
此一現象,在經營管理上有幾項含意。
第一,從事創新與量產的組織,在本質上屬於不同的「物種」,其成功也依賴不同的人才與知識。在策略管理上談的「差異化」與「低成本」,以及「創意」與「效率」的取決,皆可以從此一角度來思考。
第二,創新與量產二者雖然在循環與輪替過程中互相競爭替代,但兩者間也有相輔相成的關係,任何一個都不可能全然消失。創新固然屬於知識經濟,但將上一階段的創新轉為量產,也需要高度的知識,只是與產品創新所需要的知識不盡相同而已。
第三,產業的新加入者,應檢討自己的能力與條件,來決定投入的時機與定位。易言之,究竟應將自己定位為打破現有規則的創新者,還是將別人的創新轉為物美價廉的量產者,宜視本身條件與產業循環的階段而定。
第四,當「物種」的性質不同,管理方法也理應有所不同。創新與量產的循環輪替有時會發生在同一企業體之內,因此,在組織部門劃分、策略方向與績效要求,乃至於文化塑造方面,都應配合階段特性而有所調整,或使其順利轉型。例如,某些資訊產品,若干年前是「高科技」,內部自然有所謂高科技的管理方法與組織氣氛,然而曾幾何時,其產業已步入輜珠必較,高度追求效率的量產階段,此時內部管理方法即應及時調整,或應將負責「創新」與負責「量產」的工作,在組織上進行明確的劃分。
第五,創新者在推出創新產品後,若能立即成功地導入量產,當然是值得追求的理想境界。然而,即使像wiiipod,將來會不會有更低價的量產者來成功模仿其創新,也還有待觀察。

本文于2007年刊載於《經濟日報》

知能成長始於欣賞,而非批判

學習與成長深受心態的影響。其中最關鍵的一項心態是「欣賞別人優點」。
以在課堂中的個案討論為例。個案討論過程中,自然會出現各種不同的觀點與意見。如果教師經常鼓勵學生針對別人意見加以批判,學生在聆聽其他人發言時,就會自然而然地特別注意別人發言內容中邏輯不周全、看法不深入之處,努力挑出毛病,並構思如何評論其缺點。如果學生都朝此一方向努力,討論可能也十分熱鬧,但過程中學生幾乎沒有吸收到他人言論中的優點。因此,這種批判的心態與上課方式,對學生而言其實是很吃虧的。
他人的言論與想法中,可能有百分之六十與自己雷同,其餘的百分之四十,或許有一半沒有道理,另外一半則是自己原先沒有想到,卻比自己更高明的論點。如果抱持批判的態度,在認知上自然會選擇注意別人「沒有道理」的部分;如果為了學習,則會努力找出別人高明之處,努力吸收並整合到自己的觀點之中。
換言之,認知是選擇性的,我們所認知的內容深受心態的影響。心態上若傾向欣賞別人優點,自然覺得周遭的人都各有一套,人人皆可為我師,自己也容易進步;心態上若著重批判,久而久之,眼中所見都是別人的缺點。前者使人謙虛而成長,後者使人自滿而停滯。
在課堂中的討論如此,人生其他方面也如此。在與朋友相處時,應發掘並重視他們在知識、見聞,乃至於做人做事方面的優點與長處,時時參考請益,至於朋友的缺點或不如自己之處,就不必放在心上。這也是所謂「三人行,必有我師焉」的基本精神。
許多聰明能幹的高階主管或領導人,在會議或其他場合中聽取部屬或晚輩發言時,並不專心投入,主要是在心態上隱約認為,部屬或晚輩的發言必然了無新意,不可能超越自己的見解。然而,「愚者千慮,必有一得」,這些高階領導人若能用心聆聽,總能聽到一些有參考價值或足以啟發更多思考空間的意見。心態上若能如此,不僅可以擁有更多的學習與吸收的管道,整體組織文化也會更活潑,上下之間的關係也會更融洽。
領導人或高階主管,若能在用心聆聽同仁發言後,更進一步摘出其發言重點,甚至將這些意見整合到方案或結論中,則不僅表示真正「吸收」了一些新的觀念,而且對同仁士氣也有鼓舞作用。
每當國外知名學者來訪,都有不少政府與企業界的領導階層趨之若鶩,齊聚一堂吸收新知,並藉以彰顯他們虛心學習的精神。事實上,高階領導人的學習態度究竟如何,只要觀察他們平日是否用心在聽,是否尊重別人的「一得之愚」,以及這些行為背後的心態,即十分清楚了。
事實上,學識或地位愈高,或閱歷與見識日益豐富以後,想找到一位「各方面都超越自己」,能讓自己全面心悅誠服的對象,也頗不容易。因此,學問愈好、地位愈高者,若不能體認「人人皆有值得欣賞之處」,則天下幾乎沒有值得學習的對象。反之,若在心態上能減少批判的傾向,並養成時時發掘及欣賞別人優點的習慣,則自然也會感到處處都有學習和成長的機會。

本文于2007年刊載於《經濟日報》

董監事保險與公司治理

      公司治理良好,投資大眾才有信心將自己的儲蓄交由上市櫃公司運用,這對社會資金的活絡以及企業界營運資金的充裕程度都具有高度的正面作用。
改善公司治理必須加重董監事的責任,為了減輕上市櫃公司的董監事因本身疏忽而造成的法律風險,於是出現了「董監事責任保險」的保單,針對董監事潛在的民事責任(刑事責任當然不保)以及訴訟費用,提供一定程度的保障。
然而,目前國內保險公司在提供或促銷此項保單時,似乎仍將重點放在保費高低,以及保障範圍的界定方面,亦即是在特定的保費水準下,哪些項目可以理賠,哪些不能理賠,成了雙方最關心的議題。此一做法,似乎尚停留在銷售導向的模式,忽略了「風險管理」以及與會計師合作等有意義的配套措施。
換言之,理想中的保險公司,其作用或「經營模式」 不應只限於「收取保費,事後理賠」而已。它應該更積極地採取行動,經由輔導,設法降低投保者的潛在風險。
此一風險管理的理念,表現在董監事責任保險上,應包括以下的積極作為。
第一,保險公司應主動教育投保公司的董監事,使其瞭解擔任董監事的具體法律責任何在,以及在執行業務過程中,應採取哪些作法以降低本身的法律風險。因為除了刻意掏空公司者外,大部分董監事若涉及法律事件,絕大多數是由於疏忽或對法律規範的認識不足。(以詐欺、背信等方式來獲取不當利得的預謀犯,不受保險保障,而且他們通常對法律十分精熟,因此不在此討論範圍之內)。
第二,保險公司可以考慮更進一步對投保公司的公司治理制度以及內稽內控制度進行深入的檢核與輔導。保險公司規模大,專才多,累積的經驗也遠比個別上市櫃公司豐富,因此擔任此項工作,十分恰當。保險公司「免費」提供此項服務,不僅在促銷上能創造極高的吸引力,而且當相關制度成功地落實執行後,理賠的機率也可以大幅降低。前一項所談的宣導與教育,當然也可以減少保險公司理賠的支出。
第三,保險公司還可以結合簽證會計師來再強化上述的作法。會計師在公司治理中,也負有很大的責任,許多會計師為了降低責任風險,也投保責任險。事實上,保險公司若能聯合董監事、會計師,公司治理的工作一定更能見到成效。
第四,在保險公司的輔導與要求下,能確實做好公司治理的上市櫃公司,理賠的風險當然減少。因此,保險公司可以依據這些上市櫃公司以及其董監事「聽話」的程度,降低其保費,這不僅對它們形成實質的誘因,也是對一些循規蹈矩、確實做好公司治理的上市櫃公司的肯定與鼓勵。
大家都關心公司治理,而經由教育與制度建立以防患未然,應是比嚴格法律規範更有效的途徑。本文所建議的方法,可以讓上市櫃公司、股東、董監事、會計師等各方面多贏互利,而且保險公司由「收取保費,事後理賠」,轉變為「積極輔導、降低風險」的經營模式,一定會廣受上市櫃公司及董監事的歡迎。率先採取本文所建議方案的保險公司,其此類業務的蓬勃發展,將指日可待。

本文于2007年刊載於《經濟日報》

理性激盪 感性交流

  政大企業家班已經邁入第25年。近年來,各校EMBA林立,此一進修班卻不受影響,持續保有高階進修管道的最高地位,原因是政大企業家班的設計,幾乎完全配合了企業高階領導人在進修與知能成長上的需求。
  個案教學更是一大關鍵。政大企業家班特別重視個案教學,係基於以下理由:  
  第一,學員們經驗豐富而且思維自成系統。他們不僅見聞廣博,在經營企業與解決問題的長期過程中,也已發展出自己的思維系統與分析角度。  
  由於其思維系統主要是建構在具體的實務經驗上,因而與教師講授的抽象學理之間,往往存有相當大的距離,不易自行化解或融合。因此,必須在個案教學過程中,經由教師的啟發,才能融會貫通。  
  第二,他們擁有高度的聯想力。每聽到一些觀念時,心中就會產生感應,有感應就想表達,若無機會表達,也難以繼續專心聽講。這些聯想其實不乏獨到的見解,也常能引起高度的迴響。因此,上課時的討論,不僅價值遠高於單向式的聽課,而且有絕對的必要性。  
  第三,高階人員的各項能力水準,由高而低,依序為「思考」、「講」、「聽」、「讀」、「寫」。他們的思考方式與思考內容的複雜程度,其實遠高於所謂的「學理」,幾乎任何單一的學理架構或理論命題,在真正的實務高手眼中,都過於「simple-minded」,若只是一昧地套用學理模式,難免感到收穫有限。  
  因此,必須在討論中,讓他們有機會深入整理自己的想法,並從同學及教師的論點中,驗證並補足自己思想體系的不足。而且他們喜歡「講」,但又不習於用心「聽」,因此個案討論過程中,既能發揮其最強的「講」,也能同時訓練較弱的「聽力」。在仔細「聽」的過程中,同時檢驗並構思自己的想法,正是企業家班上課時,最重要、也最有價值的活動。  
  真正的企業高階經理人或經營者,觀念能力都很強,足以從與別人的意見交流中快速掌握重點,因此,其實不需要太多的「逐行閱讀」。至於「撰寫報告」或「寫作論文」,對他們而言,不但更加困難,對高階管理的工作貢獻也十分有限。 
  因此,「筆試入學」及「論文寫作」等,對較年輕的EMBA或有其必要,但對高階領導人來說,筆試完全無法測驗其思想深度,而學位論文亦無必要。世界先進國家的高階管理進修班次,既無筆試入學,亦無論文寫作,即是基於這些理由。這也是政大企業家班與各校EMBA不同之處。    
  除了在教學方式、入學方式及論文要求等方面,與一般EMBA不同,政大企家班同學間的深度交流更值得一提。通常高階領導人不容易找到水準相當,又能推心置腹的朋友。企業家班則創造了一個惺惺相惜而又高度互信的環境,讓這些企業領導人可以重新恢復赤子之心,在知性與感性上進行深入的交流。  
  然而,要特別強調的是,這種彼此看重而又互相信任的氛圍,是建立在學習過程中,因知識交流所帶來的心靈交會與喜悅之上。當職場上的某種感受獲得了同學的共鳴;或某些內心深處的疑問,從同學經驗中得到解答,都會促使同學更無私地分享自己的挫敗經驗與成功秘訣。  
  此一共同學習過程中所建立的終身情誼,不僅是其他社團活動所無法取代,也不是一般的聯誼活動所能創造。企業家班每年招生人數極少(從過去的20人到現在的35人),職位階層整齊,各有所長卻又旗鼓相當,再加上因修課穩定,大家得以長時間共同學習,因此間感情特別深厚。這種情誼,又是成功個案教學的基礎。  
  由於互信互重,在發表意見時,才能全無顧忌,在評論他人意見時,也都是基於關心,而可以毫無保留,不必擔心對方難堪。因為知道大家都是自己人,因此,不懂的事可以放心去問,講錯了也無所謂,不必擔心被竊笑。  
  企業家班的校友,結業多年後,仍會常常聚會。因為大家都知道,此生已不易再找到那麼大一班的好朋友了。
  從理性的個案分析,到感性的終身情誼,這就是走過近四分之一世紀的政大企業家班的寫照。 

   ●本文于2005年刊載於經濟日報》

廣博與專精的矛盾

「為學應如金字塔,要能廣大要能高」,此話說得容易,做來極難。既要「廣博」,又要「專精」,不僅對人類的學習能量與智慧容量形成極大的挑戰,二者在思維方式上的根本差異,甚至對心態的要求也不同,使得大部分人幾乎不可能同時扮演好這兩種完全相反的角色,而必須有所取捨,並適時調整。
以商管教育為例。財務金融、會計、人力資源等,都是博大精深的學問,加上各種學術研究與分析架構日新月異,使許多相關領域的學者,經年累月投身其中,也未必能趕得上該領域中學術思想的進步。因此,想在學術研究上出人頭地的學者只好儘量摒棄所有與研究主題無關的知識,以期專心致志,在其所聚焦的議題上有所突破。這是必須專精才會有成就的明顯例子。
從另一面來看,MBA(企管碩士)教育所期望養成的是通才,教育的目的是希望畢業生能擁有廣博的知識基礎,將來可以成為能夠博採眾議、整合各方觀點、解讀多元資料、有效解決問題的領導人。因此,這些MBA在課程上,除了組織管理、行銷管理、生產與作業管理、策略管理、財務、人資、資訊等基本專業之外,還必須對經濟、財務會計、管理會計、統計、法律環境、數量方法、組織行為、產業分析,甚至國際經營環境、談判與協商、創新與文化等等都有所涉獵。事實上,從高階領導人的知能需求來看,這些知識也似乎都不可或缺。有了這些廣博的知識基礎,不僅將來在領導時才有能力整合各種專家的意見,在決策時才更可能擁有高瞻遠矚、全盤考量的格局。
然而,由於學習的時間、精力有限,「樣樣通」就難免「樣樣鬆」。換言之,欲廣博就難以專精深入。
此一通才與專才,或廣博與專精的矛盾,一直存在於商管學院之中。教師的研究發表,以及在博士班的教學與指導論文,需要的是一門深入,亦即是專精;而MBA教育則需要廣博,對每一科都要有所瞭解,但每一科都無法深入,也不必深入。學有專精的教師,若對MBA教育缺乏此一認識,當面對這些「心有旁騖」,對各門學問只求淺嚐即止的學生時,初期難免會感到失望與挫折。
廣博與專精的矛盾,也表現在企業組織內的不同層級。在每一個功能單位中(例如業務或生產),逐級成長的人員,通常都是專才,對本身的專長領域十分深入,在心態上也認為本身的專業最重要,然而,一旦進入領導階層,立即需要轉換其思考的角度,變成從全面來考量問題的通才。此一轉換的現象,或許會被過去的同仁視為「換了位子就換了腦袋」,完全不顧原來任職單位的立場,然而若不如此,則勢難以在格局視野上有所成長。事實上,將各領域中優秀的專才,轉變成足以綜觀全局,將來可以領導組織的通才,原本即是高階管理教育中最重要的一環。
有些成功的學術機構領導人或學而優則仕的行政首長,能從學術地位崇隆的學者,快速地轉換為日理萬機、需要處理繁瑣人事與財務的管理者,實在很不容易。因為鑽研學術時追根究底的精神以及對真理的堅持,與通達人情、兼容並蓄的整合與妥協,在本質上實在相去太遠了。

本文于2007年刊載於《經濟日報》

未來誰能成為集團中的一哥

大型集團企業在台灣發展已歷經數十年。在此期間,各集團興衰起伏,近乎無常;每個集團裡的事業單位眾多,其比重之消長變化也十分明顯。今日在集團中當紅的事業單位,可能不久後即成為遲滯不前的「cash cow」,新興的邊緣事業可能伺機竄紅成為明星,也可能始終停留在邊緣或逐漸銷聲匿跡。
事業消長的首要原因,當然是產業生命週期的變化,這是最基本的「經濟邏輯」。產業成長使位居該產業中的事業單位水漲船高;產業成熟或衰退後,事業獲利能力降低,集團自然將資源轉而挹注到其他更具發展潛力、更有利可圖的投資方向。
影響事業單位地位的第二項原因是個別事業單位負責人及其團隊的努力。產業大環境的有利程度固然關鍵,但在險惡的情勢下,總還是有企業可以存活,甚至因為競爭者紛紛退出,不僅得以坐收被釋出的客源,而且由於不必再增加投資,而改善了投資報酬率。
第三項原因是機構領導人的總體策略構想。總體策略或多角化的方向難免受前述產業消長及產業發展機會的影響,但各集團企業領導人在認知與研判上的差異很大,因此大家的總體策略構想也大不相同。某一事業單位若能在高階的總體策略構想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則其能享有的策略資源以及發展的機會自然大增。
以上分析,對事業單位負責人的管理意涵是:若想成為集團中的一哥,或至少不被邊緣化,除了致力於創價獲利這項基本動作之外,還必須努力在集團的總體策略架構中提升本身的重要性。具體的做法是,設法為集團中的其他事業單位創造綜效,並試圖整合運用各事業單位的閒置資源,提升本身在集團內網絡結構中的核心地位,這是「網絡邏輯」的思維角度。
換言之,若能將本身所擁有的技術、管理經驗、外界關係等,積極提供給集團中其他事業單位,提升它們的營運績效,是本身地位受到肯定的第一步。此外,也應積極發掘及利用其他事業單位中,未充分利用的技術、經驗、關係等資源,做為本身事業策略競爭優勢的來源。
更進一步,還可設法將不同事業單位的資源,甚至外界的各種資源與關係,加上本身的資源與能力,相互整合在一起,以創造商機或結盟機會,則更能強化本身在資源整合與整體綜效創造過程中的網絡核心地位。
對集團領導人而言,也有若干意涵。
第一是應對上述努力創造內外網絡綜效的事業部及其負責人多予肯定,或給予更多的策略資源。因為從大型集團的高層觀點,最不樂見的現象之一是各事業單位各據山頭、擁兵自重。因此,除了以利潤中心的思維,鼓勵各事業努力創造利潤之外,也應鼓勵相互合作、在資源上互通有無,以創造整體綜效。
其次,應善用有能力創造內部網絡效益的人,請其負責主持在產業及科技前景方面更有發展潛力的事業單位。易言之,必須要由有能力創造整體競爭力的人來領導有前途或更有資源的事業,使「網絡邏輯」與「經濟邏輯」互相配合,讓在心態上和能力上足以成為未來一哥的人,可以充分發揮。順勢而為,這才是高階領導藝術的表現。

本文于2007年刊載於《經濟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