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是大學的服務對象?

現代社會中任何組織都有其存在的目的,簡言之,組織既然使用資源,就必須能為社會創造價值,提供服務。政府是為服務人民而存在,企業是為滿足顧客而存在,因此前者在施政上必須以民意或全民的長期利益為依歸;後者則為了在嚴峻的競爭中獲得顧客的青睞而必須在品質、成本、研發、服務等方面使出全力,否則就難以獲得將來賴以生存的資源。
服務對象的選擇,不僅關係著組織未來的生存發展,而且理性的高階層也會配合此一「目標市場的選擇」,制定組織內部各單位的KPI,並進而影響了組織整體的行動與努力方向。
近年來大家對台灣高等教育的質疑或建議很多,其實核心問題在於評估大學績效的KPI,造成大學對各服務對象用心用力的比重出現嚴重偏頗。甚至使一部分重要的「服務對象」幾乎完全被忽略。
基本上,大學的使命可以簡化成兩大類:一是「研究高深的學術」,也就是為整體人類的知識創新做出貢獻;二是「培養國家建設所需要的人才」,也就是經由教學與研究來滿足國家發展的需要。就所謂「服務對象」而言,第一類是經由尖端的學術研究與學術發表,服務全世界的學術界,並希望間接的造福全人類;第二類則是服務學生以及學生未來的僱主(主要是企業界),希望學生在接受過大學教育以後,可以憑其知能為企業界產生附加價值。
為了滿足這兩種不同的服務對象,大學以及教師努力的方向肯定大不相同。如果大學存在主要是針對第一類服務對象,教師們會努力從事研究發表,不僅必須熟悉其領域中學術研究的最新議題與方向,而且還需要去掌握英文寫作與投稿的技巧、各期刊編輯與評委的偏好,甚至世界級大師們之間的流派分野。
如果主要的服務對象是第二類,大學教師們就會去關心學生的學習需求與困難、畢業校友在進入職場之後的回饋,而且也要走出校園,去深入了解目前台灣企業界在其學術有關的領域中,已經知道些什麼、還不知道些什麼,以及從世界上現存的知識中,引進哪些才會對這些企業界在面對全球競爭時可以有所助益。
教育主管機關和大學領導人一定公開宣稱這兩類服務對象都同等重要,不應偏頗。然而從人性中可以知道,大多數組織成員行動與努力的方向是配合「KPI」,而不是配合高階所聲稱的「策略理想」。近年來大學的KPI及評估指標幾乎完全著重第一類服務對象,而且日益嚴苛,造成大學教師的注意力與時間分配已無暇顧及第二類的服務對象。今天出現大學畢業生求職困難,而企業界又抱怨找不到人才的現象,也是十分自然的結果。
我們和先進國家不同,先進國家的大型企業本身知能水準高,學術上尖端的研究較接近它們的需要;台灣企業的規模與知能水準與先進國家相去很遠,對知能的需求和先進國家也不盡相同,亟需我們大學針對本國企業的需求來研究創新、培養人才、提升知能。而在目前的KPI下,我們的大學努力方向卻有「捨已耘人」的傾向,的確相當可惜。

本文于2012年刊載於《今週刊》 

研究應配合社會與教學需求

天下雜誌507期封面故事指出目前大學面臨幾項問題:第一是高教投入資源雖多,但畢業生求職困難,企業界卻又找不到人才;第二是教授在現有遊戲規則下,不僅要全力衝刺學術文章的發表,甚至還被要求幫學校招攬學生;第三,有些學校因為人口減少等因素而有被迫「退場」的可能。
我認為這些看似複雜的問題,最簡單解決辦法是:「將大學的研究資源與能量導向業界的需求」。換言之,教育部不必要求大學全都朝學術發表去努力,而應鼓勵一些大學或科系針對台灣業界對知能和人才的需求,去深入研究並引進與創新相關的知識。這些研究成果一方面應表現在教學內容與方法上,一方面也可將這些研究所獲致的知識,直接對業界提供專業的指導或服務。
此一做法與大家認知中的「產學合作」不同,在教學上也不只是針對書本來「備課」,而是以學術為基礎,經過研究將這些學理上的知識轉變為業界需要的內容。然而亦非所有學校或院系都應如此,而是各自選擇自己的定位(學術導向與實際問題導向的相對比重),後者可以直接從業界獲得資源,不必勞駕教育部來進行評鑑,教師也不需盡全力來「集點」(累積在國際上發表文章的「點數」)
此一做法有許多好處:
第一,學校或科系的生存與成敗是基於其對社會所直接創造的價值,不必經由第三方來評鑑其價值高低,因此可避免在評鑑指標與程序上的許多爭議。
其次,教學內容與方式更能配合社會需要,有助學生的就業及學習動機。
第三,企業可以從學術界獲得更多新的知能以及人才培訓的服務(包括工程、設計、資訊,以及企業經營上所有需要的知能),再加上大量合用的大學畢業生,不僅可以從根本上提升台灣產業競爭力,而且也提升在台投資擴充的意願。
第四,大學教師是國家投入大量資源所培養的高級人才,他們的學識與青春不一定要全都投入在學術研究甚至配合國外期刊的潮流上。若能去做些與國家發展、企業需求或提升學生知能有直接幫助的事,可能使他們感到人生更為充實。
再次強調,我並未主張所有大學或科系皆應如此。而是針對當前的困境,建議應該讓有些學校有此彈性選擇的空間。有些領域中的學者著重高深的學術研究而不接觸實際問題,或其學術研究與實際問題及教學內容直接關聯性不高,對於他們的選擇,我們也應予以尊重。

本文于2012年刊載於《天下雜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