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課討論更能培養思辨能力

   近來開始有人針對學生「思辨能力」的不足提出對治方法。例如在入學考試時,加考一篇「小論文」,以測驗考生的思辨能力,並希望藉此鼓勵中學教師更重視學生思辨與論述能力的訓練。
其實加考小論文,其效果遠不如在大學上課時廣泛運用互動式討論。理由之一是:為了入學考,中學勢必增加論文撰寫的課程,肯定會增加中學教師的負擔,而且由哪一種專業教師來負責指導論文寫作,也很難取決。理由之二是:高中各科教師所培養出來的思辨能力,未必能配合大學裡如此多元科系的需求。理由之三是:「思辨能力」不易客觀衡量,不僅有爭議性也會提高閱卷成本。
我所建議的「培養思辨能力」方法,是參考商管學院的互動式個案教學。上課時不必投入太多時間講授,而是要求學生課前自行閱讀、自行看懂例題,如果有些課程非要講解不可,則學生課前應自行觀看網路上的教學。上課時則在教師的主持與提問之下,大家對各種觀念、議題,甚至「解題」的切入角度與邏輯進行深度交流。由於學生被要求運用此次上課的主題將自己的想法講明白,因此「思辨能力」必然有所進步,「學理」與「待解決問題」之間的觀念連結才更容易逐漸建立。
再者,學生也被要求仔細聆聽其他同學發言,並試圖發現其他同學之間,或與自己想法之間的異同,而在解讀這些異同的過程中,對思辨能力又可獲得更深一層的鍛練。
教師上課時經由聆聽學生發言,可以發覺學生考慮層面的不足或對學理的誤解,然後再利用持續提問,或同學間的互動,誘導學生朝正確的方向去思考。
數學、物理,以及會計、經濟等科目中的「習題」,是協助學生內化學理的必要工具。然而「習題」的目的不只是讓大家熟悉「計算」而已,更重要的是訓練學生「以專業知識為基礎的思辨能力」。自己做習題對理解學理當然有幫助,但在教師引導之下去思考、去試著應用學理解決問題,並努力講出自己的想法、聆聽並比對別人的想法,才是訓練思辨能力的最佳方式。
上課時針對學理、觀念、待解決的問題(如個案或習題)去進行師生互動討論,是以教師的「思辨能力」來啟發學生「思辨能力」的最有效途徑。而教師主持討論的技巧、對學理的透徹理解、對學生發言的鼓勵與包容、循循善誘的愛心與耐心,甚至自己的「思辨能力」,則是互動式討論成功的先決條件。
大學裡若普遍運用這種教學方式,在培養思辨能力上應比考篇小論文效果更好。
 
     ●本文于2015年刊載於《今週刊》

個案教學四十年

   1968年我還在就讀政治大學企管系時,就接觸過個案教學。後來在美國伊利諾大學讀MBA,大部分上課方式是研討,而其中又有大部分是個案研討,甚至包括「作業研究」及「資訊管理系統」的課程也都全部是個案研討。在西北大學攻讀企管博士時,為了興趣,也選修了幾門MBA的課,也都有相當高比重是個案討論。在我主修的「企業政策」(後來改稱策略管理)領域中,由於決策考慮因素複雜多元,因此這門課在MBA或高階在職教育中,傳統上都是百分之百使用個案討論。當時對個案教學方法感到十分好奇而嚮往,因此在西北大學時也曾徵得幾位老師的首肯,長期旁聽他們主持的個案討論,試圖觀察同一個案在不同教學風格下所展現的討論過程。
1976年畢業,回國任教於政治大學企管研究所,負責課程包括研究所的組織理論與管理、企業政策,以及企管系大四的企業政策,全都屬於必修課。從第一年開始,我就全部以個案教學的方式來上課,保守估計,主持個案教學的時數應遠超過一萬小時以上,上過我個案討論課程者,至少有三千人。
在這四十年充實又忙碌的教學生涯中,其實並沒有人「教」我如何去主持個案討論,換言之,我的個案教學做法與想法,大部分是幾十年來,隨時針對自己的教學方法,運用過去所學的各種行為科學知識,不斷反省檢討而得,因此都是基於對我自己「實務經驗」的反思。
個案的主題,未必只限於高階管理階層所關心的策略、組織或財務、行銷而已。幾乎各階層需要用到分析與決策的議題,都可以由有興趣或相關專長的教師撰寫成個案教材做為上課討論之用。例如「餐廳外包決策」、「會議場地安排」、「基層主管對同仁間衝突之解決」,乃至於如何簽公文、如何設計表單、如何選擇店址等,都可以寫成個案來討論。
對高階層主管而言,個案教學可以協助他們整理思想架構,深入交流經驗;對年輕學生,則在討論過大量個案後可以體會理論應用在實務上的價值與限制,而且日後進入職場,也不至於對真實世界完全隔閡,因而可以很快做出貢獻。
個案教學的信念之一是「多用腦筋解決問題就會進步」,在MBA的兩年教育中,如果每週可以在不同的課程裡,深入準備並討論三篇個案,則兩年裡至少可以討論並試圖解決不同產業中,各種管理角色所面對的幾百個性質不同的問題。這對解決問題能力的培養以及思考能力的訓練,肯定比坐在教室聽講兩年好得多。

        ●本文于2015年刊載於《今週刊》

提升關鍵能力的方法

   從國家建設到個別組織的競爭力,其成敗關鍵,歸根究柢就在於「人」。所謂「人」,除了品德操守之外,應該指的是領導者與各級人員在專業、思考、溝通、解決問題等方面的能力,以及在工作中可以持續自我成長的習慣與潛能。這些關鍵能力的提升,當然要靠教育,而教育的核心,照理說應是各級學校中,每位教師每天負責進行的「教學」。
由此可見,國家與企業的競爭力都深受教學內容與品質的影響。然而我們當前學校教育,包括管理教育甚至全部大學教育,教師在教學過程中對學生這些關鍵能力的提升,究竟採取了哪些有效的具體做法,是值得檢視的。
近年來各方指出,我們教育對「思想能力」的著力顯然不足。中學教學重心全放在升學;大學教師的時間精神則愈來愈將重心轉移到學術研究與發表,也不會高度重視學生思想能力以及其他關鍵能力的啟發。
商管學院許多教師發現大部分學理若非太艱深就是太接近常識,不易引起學生的學習興趣,對學生未來職涯發展也作用不大,因此開始大量增加國內外參訪與企業實習的比重。參訪與實習的確有其價值,然而教師的學理素養以及基於學理素養所創造的「附加價值」應如何導入以提升參訪與實習的效果,進而提升這些關鍵能力,大家似乎也尚無共識。
有些商管學院與某些專業學院,感知實務的相對重要性,因此主張將學生的部分課程(甚至整學期)交由企業去教導。企業界可以指導學生與該企業有關的基本實務做法,但包括思考力以及解決問題的能力在內的各種關鍵能力,若也委由企業界來教,似乎也說不過去。
針對「思考力訓練」以及「理論與實務結合」這些,我的一貫建議是「互動式個案教學」,亦即是教師以本身學術素養為基礎,經由持續提問來針對學生對個案的分析與討論進行啟發。這可以提升學生思考、溝通以及解決問題等關鍵能力,以及包容異議、樂於分享的心態。從個案資料中,也可以增加對企業實務的了解。
各方人士大聲疾呼應加強對學生思考力與解決問題能力的培養,但很少聽到對具體做法的建議。我想除了互動式個案教學之外,世界上應該還有不少其他方法,十分需要大家一起來分享理念與經驗。

          ●本文于2015年刊載於《天下雜誌》
 

司徒達賢教授和附中校友談中學生活


主持個案研討,心態要先調整

   相對於單向講課,在主持個案研討時教師的心態應該大不相同。單向講課的基本信念是:教師的學識水準比學生高很多,因此教師上課時是將學生不易自行理解的道理,化繁為簡,有系統地灌輸給學生,同時也希望學生用心將這些知識或道理,依據教師或書本所提供的知識架構,努力記下來。
然而個案教學對「學習」的概念完全不同。在個案教學的概念中,認為學生既然有能力解決一些初階的問題,表示他們不僅在這方面的知能不是一片空白,甚至還有能力從自己有限的所知中,「調度」、「組合」出若干想法來進行思考與決策。在進行個案討論時,教師不講授學理(認為由學生自行閱讀即可),但卻藉著真實而具體的問題,藉著教師對學理的理解,向學生持續進行啟發性的提問。希望經由這些提問,加上學生間的互動,來強化學生「調度」與「組合」知識的能力,或所謂「想」或「思辨」的能力,甚至建立自己的知識架構。
由於對「學習」與「知能」有如此認知,個案教師必須擁有「從內心深處關懷學生」、「主角是學生」、「虛心開放」、「和學生一起成長與學習」等這些心態。這些心態的必要性,並不是「職業倫理」、個人修養,甚至愛心的表現而已,而是為了在主持個案討論中獲致更佳的教學效果,必須要擁有的。
在一問一答的互動式個案教學過程中,教師會對每一位學生「聽說讀想」的各種知能進行「客製化」的「精雕細琢」,因此必須利用師生對答來掌握學生的「知識前緣」或「懂與不懂」,再運用啟發的方式來強化他們某些方面的不足,或喚起其所擁有的某些潛能。因為學生們的知能水準有相當大的個別差異,因此必須先用心去了解每個人針對當前議題的知識前緣,所以「關懷學生」以及「學生是主角」的心態有其必要。
此外,在師生對答過程中,學生極可能提出超越教師原訂教學計畫中的意見,教師必須隨時檢視這些發言內容中的潛在價值,並巧妙地將這些有價值的觀點甚至洞見吸納到論述主軸中。此一做法肯定需要教師擁有「虛心開放」、「和學生一起成長與學習」的心態才能做到。
主持個案討論時,教師心態十分重要,但並非道德呼籲,而是為了教學效果的充分達成。如果沒有這些心態,許多細緻的教學做法無法進行。甚至可以說,教師必須放下學問上「唯我獨尊」的權威人格,才容易主持互動式的個案討論。

       ●本文于2015年刊載於《今週刊》

產業發展需要全責機構

   政府在促進產業發展方面,可以僅建立遊戲規則,讓企業自由發展,不需任何輔導;如果要投入資源協助,就必須為每一個值得投入資源的產業設立產業發展的全責機構,讓它們擁有適量的資源並負起完全的責任。所謂責任是它們必須定期達到產業發展的某些具體指標,例如產值、就業人口、創匯金額等。
幾十年來,我們協助產業發展的方式並非依產業劃分,而是依「專業功能」分。政府支持了許多各有專長的輔導機構,例如在技術研發方面,廠商可以去找A機構幫忙;在外銷推廣方面,就應去請教B機構;在生產效率上則請C機構指導。此外,自動化找E,品牌經營找F,人才培訓找E,等等。
輔導機構間的這種分工方式當然專業水準較高,但極可能有兩項缺點。第一,任何產業或個別企業去請教各種輔導機構時,所獲得的建議方向多半不同,例如A機構肯定強調技術發展,B則主張投入更多資源在外銷拓展,餘次類推。都很有道理,使企業不知所從,資源與努力方向也無法聚焦。加上這些機構間在預算上存有競爭關係,不太容易建議潛在服務對象朝「非本機構專長」的方向去努力。
第二項問題是,各輔導機構雖然很盡力,但績效不易衡量,或只能衡量「投入」的部分,無法衡量產業的整體發展成果。易言之,各機構只能提報有多少企業曾來請求輔導或參與活動,或共收到多少廠商的配合款。至於整體產業的發展,誰也無法全面負責,因此也不必負責。
產業公會只負責反應產業內不同業者各自的立場,因此很難整合並設計出產業全面的長期策略;政府主管機關的任務主要在「制定產業規範」,難以同時兼顧「發展」的角色,因此二者對特定產業的發展策略設計、執行方法以及成果皆無法負起較全面的責任。
展望未來,無論是文創、電商、物流、觀光、生技,政府若希望為產業發展提供協助,必須要先設立該產業發展的全責機構,並課以產業發展的明確績效目標,才可能發展出具體可行的產業策略,帶領大家的努力方向,並設法突破產業發展的共同障礙。

         ●本文于2015年刊載於《天下雜誌》

學術巨人的學思之路

 
企業政策管理導師 勤修課 精讀書
大俠風範引領教學 啟思辯 探創新      

個性爽朗、大器直接、授課要求嚴格與個案研討嚴謹是許多政大企家班學生對司徒達賢教授的印象。司徒教授曾任政治大學企業管理系系主任、企家班總導師、企業管理研究所所長及副校長等重要職務,更是台灣第一位專研企業政策與組織管理的企管學者與台灣個案教學的先驅者。雖現已經接近教職退休的年紀,但仍活力十足的領導政大青年學子與企業界主管,深入探討變化迅速的企業策略領域。教授特別在百忙中撥冗接受訪談,讓我們瞭解當初老師是如何接觸到「企業策略」這個領域?並將個案研究的風氣導入台灣,實踐於課程中。讓我們聽取司徒教授分享從考大學選系、考上公費留學在美國攻讀碩博士、選擇研究領域、撰寫博士論文的困難以及回台到母校任職從事教學、研究與指導學生一路以來的學思歷程。
英文與個案研究能力的紮根
相較時下的年輕人而言,司徒達賢教授很早就決定了自己的志向。高中時,聽聞在教育部工作的母親談起教育部委託美國史丹佛大學的研究,發現台灣急需企業管理人才。並在美國的金援下,台灣率先在政治大學成立企業管理系,並由密西根大學指派教授到台任教,課程比照美國主流架構,同時選拔優秀校友或老師到密西根大學修習企業管理碩士(MBA)。如此先進的學問與優秀師資,讓還在高中就讀的司徒老師對於「企業管理」領域十分嚮往,在大學聯考時便以政治大學企業管理學系作為他的第一志願。 和當時同學的興趣非常不同的是,司徒教授進入政治大學後培養了喜歡修課的習慣。他笑著說:「學費都繳了,為何不多修一點課?學生時代沒事就該多修課!多接觸不同領域!」當時的政大企管系有兩個特色:一是第一批前往美國受訓的老師剛回國任教,所教授的管理知識都很新穎;二是系上非常強調英文能力的培養,學生畢業前需要修多達40個英文授課的學分,包括商業英文、英文作文、英文會話等等。司徒教授回憶說,就在這樣的環境背景與習慣的養成下,為自己打下穩固的英文基礎。另外,大學期間因為課程需要或是個人興趣,老師常到台灣各企業參觀工廠,總計觀摩30多家工廠的生產流程,讓他對於台灣中小企業的營運實務有著更真切的瞭解。
從沒修好的課程中尋找研究方向
 
司徒教授在大四應屆畢業時,開始規劃前往美國進一步的瞭解他最喜歡的企業管理領域,因此自費申請伊利諾大學的企業管理碩士。然而,在服兵役期間偶然得知同學中有考取公費留學的成功案例,於是也請假嘗試看看,結果以第一名錄取公費生,成功獲取教育部的獎學金出國留學。老師不改他的幽默個性,爽朗的說:「這一切都是誤打誤撞,原本也沒有想說會考上,公費留考很難考,幾百個人才錄取一兩個。」 到美國唸書期間,由於在政大企管系打下的基礎不錯,司徒教授的各科成績幾乎都到A的好成績。碩一暑假時,有公費留學補助下,不必為生活費到處尋找打工的機會,老師便延續過去喜歡修課的習慣參加學校暑修。選修到一門碩二的「企業政策」是以前大學時沒遇過的科目,加上文化背景的隔閡難以了解研究的個案。在暑假密集授課下,很辛苦的渡過修課過程卻只拿到B的成績。這是司徒教授第一個不是A的科目,老師不覺沮喪反而認為這課程很有趣、很有意思,因為發現了一個在台灣沒有人研究過的藍海。這門課原安排在碩二的下學期,暑修課程則是為碩二學生補修而開,但因老師的好學反而有機會早點接觸到這全新而令人著迷的領域。 當時公費留學補助最長可申請到4年經費,讓司徒教授在碩二上即決定繼續留在美國唸博士,並以企業政策為申請博士班的研究方向。企業政策其實就是現在管理領域中最常聽到的「企業策略」、「策略管理」等概念的雛形,當時開設相關的博士班只有哈佛大學和西北大學兩所,在學費、學風等考量之下,老師前往西北大學開展博士班的研究生涯。 司徒教授回憶說:「要是沒有在碩一暑假接觸到企業政策這個領域,碩二上就沒辦法申請企業政策的博士班了,因為那是碩二下的課,就會錯過申請這個領域的機會。」秉持著正面思考不畏懼修不好的課、並激勵自己到這不熟悉的領域中專研,克服過去所學的困難,讓司徒教授成為台灣研究企業政策的學術先驅者。回首這段在修課中所碰撞出來的火花,喜歡多方面修課、接觸不一樣領域的司徒教授,鼓勵學生應該趁著年輕去開拓自己的視野,才不會限縮了自己將來的成就與格局!
獨立研究,從自身經驗與專書中發想題目
  
在公費補助只剩兩年的壓力下,加上在撰寫論文時得知,母校即將開設企業政策和組織行為課程正需要這領域的專業師資,讓喜愛修課的司徒教授只能在兩年內就修完課程再以一年時間完成博士論文,回台爭取教職。 老師回想那三年修習博士學位過程中最困難的事,就是撰寫博士論文。美國碩士學位並不要求完成碩士論文,而西北大學指導教授的美式教學作風,讓從未寫過論文的老師不知如何下手,是當時遇到最大的困難。 司徒教授從過去參觀台灣工廠的經驗發想研究題目,認為台灣企業多是規模較小的中小企業,若有擴大營運發展的需求,合併將會是一項重要選項,因此如何選擇對企業最有利的合併政策十分重要。在沒有網路的時代,小型企業合併案並不容易找到相關媒體報導或是官方文件記錄,只好從美國聯邦政府公布的大型企業合併名單來做個案實證研究,遂將博士論文題目訂為「大型企業水平合併之策略」。 決定研究題目後,老師開始重新精讀以往所讀過的經典專書,在相關合併策略的段落上面留下標記,再反覆研讀這些段落,構思出可以和研究題目結合應用的部分,最後選擇採實證主義的方法論,透過問卷法來進行實證研究。 問卷設計過程十分嚴謹,老師在與指導教授和三位不同領域的口試教授仔細推敲討論後,條列出各項問題,如:公司併購前後在供應鏈、生產作業的技術與設備、公司信譽、公司規模、研發技術、財務資源與借貸能力、人力管理 等各面向的多重構面量表,並搭配部分的開放性問題來了解兩間公司合併的真正目的。完成問卷設計以後,必須開始查詢企業的連絡資訊,接下來更要從圖書館中的報章雜誌、企業年報及政府出版品來翻閱各企業在合併前後的營運情況,以收集問卷題目以外的資訊。在西北大學資助通話費下,開始透過電話訪問企業的執行長(CEO)進行研究,而訪問中不免會遇到許多困難:例如涉及公司機密不願意回答、從總機轉接了無數次仍然找不到人、聯絡人不在、接聽的對象發音不易辨認、員工總裁的聲音太相似等等各式各樣的問題。 在每一次和公司電話聯繫時,老師都仔細地去記錄通話的情形,慢慢突破企業縝密的防護網。像是哪些人是可能的協助者?什麼時間點訪談成功的機率比較高?訪談過程當中哪些問題比較容易取得答案?慢慢的抽絲剝繭,最後從90多個大型企業合併的名單上,回收30多個個案。雖然有些資料的回收在預計回收的時間之後,但最後還是完成了問卷資料的收集。 從自己的經驗出發與閱讀過去修課累積下來的專書,從中發掘題目,培養出司徒教授最紮實的獨立研究精神與創意發想的來源。而善用圖書館館藏中的報章雜誌與政府出版品,更是他獲取企業背景資料的主要來源,或為協助了解企業個案的重要基礎。
多讀專書,訓練思辨能力

回到政大企管系任教,剛開始的授課要求高達12門課,而且所謂的個案教材需要老師自行翻譯、重新編輯,以製成課堂使用的個案研究教科書。上課前都必須認真備課來熟讀個案,在課堂上與學生進行個案討論時,要介紹、思考分析、聆聽學生意見、整合實務與作學理上的補充,以真正導入國外個案研究的氛圍到課堂。民國70年政大企管系開創「企業家管理發展進修班」,即現在享譽盛名的企家班,便由司徒教授主授個案研究,上課規則嚴格,例如:上課前必先進行分組討論 ; 要求企業老闆或經理人上課不遲到、不翹課 ; 公務出國需先請假。但是老師談到企家班仍掩不住驕傲,表示學生們比較有想法、有實務經驗,帶領他們用理論架構來串聯實際問題、利用啟發式教學讓大家互相討論想法、互相激勵與互相欣賞,能達到鑽石磨礪鑽石的效果。 指導學生研究方面,司徒教授發現現在的博士班學生研究,和過去十分不同。現在非常重視研究發表,導致有許多研究單純透過數據資料庫擷取需要的資料進行企業分析、以統計結果作為論文探討基礎。如此趨勢背景下,學生不再多去廣泛精讀經典專書、培養獨立思考的思辨能力。在既有資料上做研究,缺乏研究思想上的訓練與創新,侷限自己挖掘新研究方向、開拓新領域的機會。 司徒達賢教授豪邁地分享他一路以來的求學歷程、撰寫博士論文中遇到的困難,以及回台任教從事教學、指導學生研究的看法。鼓勵年輕人多去修課,接觸不同的領域,擺脫自己原有的舒適圈;同時也勉勵年輕的研究者應該多閱讀經典專書,從中消化並累積知識,才能培養出獨立思考的思辨能力、創新研究,不讓自己的視野被掩蔽。司徒教授熱情的談話中帶給我們許多反思,也讓我們一探國內最初企管系成立的時空背景與資源環境,這次的訪談就在大家爽朗的笑聲與討論中結束,讓參與本次訪談的我們受益良多。
(本文根據2015.08.04實際訪談,陳宣毅記錄整理,關雅茹校對,朱小瑄、羅志承核稿,司徒達賢老師審稿)

知識與資訊-翻閱舊報章有感

   知識與資訊二者意義不同但相輔相成,二者缺一,決策皆難以正確。偶而翻閱舊報章時,此一感覺特別深刻。
所謂「知識」,基本上是一些「道理」或進行推理時背後的因果關係及適用情況。想找出造成現象的原因,或對未來進行預測或有所預期,必須依賴知識。
至於「資訊」則是決策時的「事實前提」,例如依據對政府政策及世界經濟景氣的了解來進行決策,則「政府政策」與「世界經濟景氣」在此一決策中相當於「事實前提」或「資訊」,而在這些事實前提下,我們應採取什麼行動方案,其背後的推理則必須靠「知識」。
在商管學院,教師多半只能傳授知識,卻不容易為學生提供政府政策、經濟趨勢、產業特性、技術發展等有關的資訊。原因之一是世界太大太複雜,教師頂多只能專精少數一兩項,無法掌握廣泛的事實資料;原因之二是世界變化太快,除非身在特定產業中,否則消息很難跟得上產業變化的腳步。然而只談「知識」其實十分枯燥無味,因此教師在上課時不得不穿插一些相關的實例來輔助說明。實務界高階人士演講時,由於經驗豐富,因此往往比教師講課更生動而更受歡迎。
此一觀念在翻閱舊報章時,再一次得到驗證。
除了重要新聞之外,我沒有每天大量閱讀報章雜誌的習慣,但偶而會有一段得空的時間翻閱舊報章。在翻閱中的感想之一是針對某一議題讀了連續幾天的分析報導以後,會感覺前幾天的閱讀的價值似乎不高,如果不是每天買賣股票或做投資決策,似乎這些財經新聞所提供的「資訊」意義有限。感想之二是,由於各方對未來的預測頗不相同,因此等塵埃落定以後會發現大部分的預測是不正確的。
然而閱讀這些報導或分析還是很有價值。其中最有價值的部分不是其結論而是各方分析預測時所運用的「知識」與推理過程。有些分析即使後來發現所依據的「事實前提」不正確,但在這些各有偏誤的資訊前提下,各方的分析都極有說服力。易言之,這些分析雖然所依據的事實前提或「資訊」猜得不準,但在論述上大部分都條理分明且極具說服力,因此可被視為「靈活運用知識的例題」。
讀舊新聞和分析舊個案一樣,如果不在乎「資訊」的價值,而將重點放在知識運用與推理方法,還是極有收穫的。
有些人在討論個案時希望個案要新,這是因為他們是以「吸收資訊」的心態來研讀個案。如果我們將個案視為類似「數學習題」的訓練思考工具,新舊問題就相對不重要了。

●本文于2015年刊載於《今週刊》

為後人種樹也是社會責任

   企業最基本的責任當然是為股東賺取利潤,尤其是長期穩定的獲利。行有餘力則應為社會公益投入心力與資源,例如環保、濟貧、文藝贊助,甚至提供獎助學金等。至於遵守法律與誠實納稅等則是更基本的要求。
然而除了這些之外,有一項責任似乎沒有受到普遍的注意,即是「為組織及年輕同仁創造更光明的未來」。這包括了為組織累積更多有形與無形資源、培養年輕同仁在未來世界中足以安身立命或充分發揮的知能,以及為他們的未來塑造更好的制度與組織文化。
印象中的企業領導人,尤其是不可能由自己子女來接班的高階專業經理人,到了相當年紀以後,在事業上的衝刺力或開創性會下降,雖然依然位高權重,但已經漸趨保守,開始享受過去努力的果實。但前一陣訪談一位快要退休的高階專業總經理,他在工作與創新上的努力仍如一貫,而他的理由更讓我敬佩。
他指出,現在的一切努力都已經不在為自己而是為了公司內部的年輕同仁。這些年輕人願意加入並留在公司,心中當然對這家公司的未來抱持著相當高的期待,因此這位總經理覺得在他任職期間,應該為這些年輕人累積更多有形與無形的資源。這些包括了在他任內不可能獲利的長期研發投入、耗時費神的多角化以及國際策略聯盟、堅持短期中未必討好的職位輪調制度與嚴格培訓等。這一切都是希望這些年輕同仁有朝一日接班或成為公司的核心成員以後,能擁有更好的經營條件與環境。
這些事做得好,短期未必獲利,但肯定有助同仁未來的事業前程,也能吸引到更多有長遠打算的年輕人,對公司的長遠獲利也肯定有正面作用。若公司因此而能在很多年以後獲利豐厚,屆時才有資源去持續投入環保等公益活動。
有些企業致力於降低成本來創造利潤,獲利以後再投入資源於社會公益,因此領導人獲得了社會上高度的肯定與尊敬。除此之外,我覺得社會也不能忽視有些領導人投入心力建立內部制度、塑造組織文化、培養人才,甚至為內部樹立高階領導人在進退、取予,以及努力為後輩創造未來的典範。

         ●本文于2015年刊載於《天下雜誌》
 

遙想當年抄筆記的時代

   現在學生上課方式和我們當年大不相同。我在讀中學和大學時,上課時主要活動是「教師講課、學生抄筆記」。比起現代實在十分落伍,然而「聽講抄筆記」也會產生不少學習上的價值,對知能成長也很有幫助。
十幾年前錄音機漸漸普及,學生上課時開始用錄音機取代抄筆記。三小時的課全程錄音,但我很懷疑學生在課後真的再用三小時來聽錄音,但他們可能認為有錄音可以依賴而降低了上課時專心聽講的程度。
後來投影機和PowerPoint成了上課的必需。PowerPoint內容豐富而動態,許多老師未必有足夠時間仔細講解,往往只是略提一下即跳到下一頁。但複製電子檔十分方便,學生就希望老師將檔案傳給大家參考留存。檔案在手,上課時似乎更無必要再專心聽講。
現在人人都有手機,無論是黑板上的字或投影片,學生當場拍照留存即可,根本不需要再向老師要電子檔。但我的懷疑依然存在:上課時內容匆匆帶過的投影片,學生究竟回去是否有機會再度仔細檢視?自己看投影片,理解程度有多少?
這幾年Google日益方便好用。台上老師講到任何主題,台下用功的學生立即上網檢索。使老師的學問不斷被檢驗,其教師角色在科技時代開始受到挑戰。
我做學生時,情況大不相同。書籍少,影印機剛發明,影印筆記不是普通人能負擔的,因此聽課時,每個學生都必須自行抄筆記。為了擔心聽錯或抄漏,學生不得不專心聆聽,因而養成了專注聽講的習慣。此一習慣或能力或許是有現代科技支援下的學生比較欠缺的。
專心聆聽還不夠。因為老師即使口才極好,但講課中間,有些是主軸,有些是轉折,有些是與主題有關的實例或申論,有些則是與主題並無直接關係的內容。學生為了抄筆記,除了專心聆聽之外,還必須同步理解甚至詮釋老師講課的架構,然後依層次分條列點記錄下來。
記錄時間有限,無法記下「逐字稿」,因此要設法將老師的口語即時摘要成更精簡的文字。這樣一來,「專心聆聽」、「整理歸納成系統」、「摘要成重點文字」等工作就必須同步完成。抄筆記這件事,一開始難度不低,但久了也就習慣了。回想起來,這對我們心智的鍛練有極大幫助,有些同學學得快,有些則始終無法記下完整的內容,也缺乏條理,代表此一鍛練效果也因人而異。
我並非主張復古,只是注意到在沒有這些現代科技時,其實也有許多可以學習成長的空間。這也是我一貫「只看人生光明面」的態度。

●本文于2015年刊載於《今週刊》

家族治理與公司治理

   家族治理與公司治理兩者皆日益受到重視。其實兩者相輔相成,互為表裡,唯有以良好的家族治理為基礎,才有可能做到良好的公司治理;而未上市的家族企業發展到某一階段以後,也必須採行公司治理的做法,才能在家族治理上有所突破。
所謂「唯有以良好的家族治理為基礎,才有可能做到良好的公司治理」是指經營權仍由家族掌控的上市公司,如果其背後的家族無法經由有效的家族治理來確保其「為大眾投資人謀求長期最大利益」的正派經營方針,則即使有獨立董事、審計委員會這些公司治理形式,也無法真正落實公司治理的理念。此一觀點,我在一些文章或演講中已再三強調。
而「未上市的家族企業發展到某一階段以後,也必須採行公司治理的做法,才能在家族治理上有所突破」則是從另一角度來分析家族企業,尤其是尚未上市上櫃,但規模已經不小,有相當歷史的家族企業。這些企業通常經營績效不錯,也不需引進外界大眾資金,創辦人不僅開創能力強,對內的掌控也十分深入。而且因為近於獨資,「朕即國家」,也沒有什麼「治理」問題。
然而當第二代(一位或好幾位)開始進入公司以後,經營體質就開始發生變化,必須以類似「公司治理」的方式來取代原來的家長式管理。
理由之一是第二代未必像創辦人一樣能對公司業務及人員掌握得如此深入,經營規模已不小,創辦人也準備逐漸淡出,家長式管理難以持續,因此多半要進入家族與專業經理人共治的時代。此時及早建立制度,顯然必要。
理由之二是,第二代參與經營的可能不只一位,有些還經營有業務往來的關係企業,每一位家族成員彼此的「目標涵數」未必相同,個人所重視的和公司的整體目標肯定也不太一樣。「朕即國家」的優點也消失了。
此時應比照上市公司去建立內稽內控、法令遵循、關係人交易,以及董事會權責的制度,例如明文規定每位家族董事、董事會、董事長的權利義務,不僅可以因為公平公開而減少潛在的家族紛爭,而且若將來希望上市,也可以因制度早已齊備而水到渠成。

 ●本文于2015年刊載於《天下雜誌》

努力了解企業的運作

   我在MBA及企業家班任教已經近四十年,但我從來沒有在企業上過班。因此一直對「企業實務」或企業界各級管理人員的思考方式充滿了好奇與敬畏。早期在上課討論時,若有企業界人士提出「教授您說的是理論,但我們實務界不是這樣的」這句話,我就不得不收回我的見解,恭聽他的說法。這些年來也始終以謙卑的態度,隨時把握機會向具有豐富實務經驗的人請教吸收,唯恐在教學過程中讓別人感覺我的想法脫離現實太遠。
這幾十年來了解企業實務的管道大致如下。
第一種是參觀與參訪。我曾在另一篇文章中提到,我大學畢業時已經參觀過台灣主要的三、四十家工廠,在當時很少人能如此。然而現在回顧起來,這些參訪其實價值有限。對生產線或辦公大樓走馬看花,再聽一些近似文宣的簡報,並無法對企業經營產生什麼深刻的了解。
其次是在研究案中的訪問或診斷。當我還是年輕教師時,曾追隨資深教授從事許多實務研究案和診斷案,後來自己也主持過不少。在過程中訪問了許多人,聽到過很多奇怪的管理問題,的確獲得不少成長。但這些管理現象以「病態」居多,主要反映出人與人之間的衝突、公私之間的矛盾,以及組織結構或制度不良所引起的各種問題。
第三是撰寫個案。依照學理的架構,用心寫幾篇個案,即使其中沒有太多有挑戰性的決策,但卻可以有機會深入了解此一產業運作的方式以及企業內部的實況。此一方式需要投入不少時間,成功的前提是訪問者必須要有完整而良好的觀念架構才知道要問哪些關鍵問題,提供個案的企業又願意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才成。缺乏這兩者,訪問過程及寫出來的個案都無法深入,在上課時也難產生具啟發性的討論。
第四是與企業高階人士進行個案討論。在深度討論時,才能有機會感受到他們內心深處形形色色的思維模式與管理方法,從他們的互相討論中也能聽到各種獨門的經營秘訣與管理智慧,甚至每個人的盲點。這是從以上三者不易獲得的。
現在我早已十分資深,因此有機會去擔任大企業的獨立董事或顧問,這些都非常有助於了解企業更深層的實務現象與問題。
多年來努力從各種管道了解企業實務,對教學、研究及寫作的品質當然有極大的正面作用。也讓我更明白,企業實務的學習吸收永無止境。而且所謂「實務」其實極為多元而動態,任何一位實務界人士所說的「實務是這樣的」,多半只是他的一偏之見,做法未必正確,也未必適用在所有的組織。

         ●本文于2015年刊載於《今週刊》

靈活運用知識的能力

   針對問題,有效整合所知以形成方案、採取行動,就叫做「運用知識」。有人可以十分靈活的做這件事,有些人則否。能否運用知識解決問題,當然與本身所擁有的相關知識存量有關。對某些學科而言,學問大小與能否運用兩者之間,關係比較密切,例如醫學或物理;有些則關係較不明顯,例如企業管理。
所謂知識的「運用」,就是當遇到問題時,設法從自己所擁有的知識存量或「知識庫」中找尋相關知識,對問題進行詮釋解讀,並試圖在知識庫中找到答案。然而除非是十分例行性的問題,否則未必找得到現成答案,因此必須在知識庫中不斷搜尋,再將搜尋所得的各種因果關係、資訊、經驗等加以整合,構思出來的解決辦法在實施前及實施後還應該隨時驗證或反省其正確程度,除了力求決策正確之外,也希望對知識整合與運用的方法有所改進。
要培養這種運用知識的能力,關鍵就在「多用」。經常針對問題,努力從知識庫中進行搜尋、頡取、整合,就可以因為熟能生巧而提升效率。
   常常這樣「傷腦筋」,腦筋就會愈來愈靈活。這就像運動競技一樣,除了要知道「道理」,還必須經常練習,甚至在教練的密切指導之下有方法的練習,技巧才能達到較高的水準。大家都同意,「管理」的「skill」成分遠高於「knowledge」,因此用運動競技來比擬,應屬恰當。
商管教育中的個案教學,就是希望提供學生成本低廉的「傷腦筋」機會。平日能夠密集練習,將來正式上場比賽勝算才會比較高。在運動方面,好的教練不能只會以口頭來講道理,還必須要針對個別選手的動作進行「個人化」的指導,個案教師也一樣,也必須隨時針對學生在「聽說讀想」方面之不足來從事啟發。
「啟發」的形式,相當大一部分是「提問」。個案教師的提問內容,主要分在「喚起」學生知識庫中隱約記得的各種知識,並經由持續提問來提醒或誘導他們注意各種知識之間的關聯與矛盾,進而努力去「調度」、「整合」這些知識。易言之,教師角色就是在引導學生針對問題不斷的去想、去利用自己知識庫來進行上述的心智流程。
在個案教學中,一開始時許多學生會感到教師提問會帶來很大的壓力,事實上這是活化知識必要的過程。想將沉澱在知識庫中的內容「翻攪」甚至「解凍」,出現一些痛苦也是難免的。

         ●本文于2015年刊載於《天下雜誌》

公共政策也要具體才能評估

   企業應否進入新的事業領域?應否開發新的地區市場?應否向上或向下整合?應與誰策略聯盟?都是影響企業未來發展的重大決策。這些決策當然是高階經營團隊的責任。
在實務上常見的錯誤是:對各策略方案大致描述後,即開始檢討它們的利弊,並在評估各方案的優缺點,然後就選擇方案,選好後再開始設計執行的細節。
這種做法的問題在於:簡單描述的策略方案,無法讓大家考慮到此一方案在落實執行時的行動配套、行動時所需要的能力、資源,以及有待突破的瓶頸。例如策略方案之一是「開發新的地區市場」,通常在分析時當然會考慮到人與錢的問題,以及實施上可能遭遇的風險。然而我認為,策略分析或選擇之前,就必須深入構思,如果到此一地區市場發展,則和當地原有的同業相比,我們能發揮哪些產品或服務上的優勢?產品或品牌的定位應如何?經銷通路的政策應如何?將由什麼樣的團隊去負責經營? 人選及待遇的安排如何?新地區的組織應如何?和母公司的分權程度如何?和母公司之間可以創造哪些具體的綜效?創造這些綜效需要哪些做法與成本?
事實上應考慮的配套遠不只此。然而就此簡例來看,可發現這些決策間並非互相獨立,而是彼此之間存在著密切的互動與配套關係,而且每一項決策都有其資源的需求、潛在的瓶頸與風險。這些能否有效處理必然會影響到長期及短期目標的達成。
每一個看似可行的策略方案,如果都能朝「具體而深入」的方向去思考設計,才會發覺每一個策略方案背後的成本效益與價值取捨,以及在落實執行時所需動用的資源,也才有可能發現每一個方案的未來成敗,究竟是建立在哪些前提假設之上。知道了這些,策略選擇才可能明智,策略的構想落實執行的可能性才會提高。
此一概念,轉移到公共政策及政府的法規制定亦然。公共政策與法規牽涉到不同團體的利益,因此相關的價值選擇以及行動間的配套更複雜。近年來有些先進國家在制定這些法規時,會設計出好幾套完整而具體的法規內容,每一套中各有其價值取捨與互相呼應的細節,分析利弊以後,上網公佈,請各利益團體及學者專家們在網上提出具體的評論與建議,一年以後再參考各方意見制定法案。
任何公共議題必然有人贊成或反對,然而雙方僅在馬路上或網路上大力支持本身的主要訴求顯然不夠。在互聯網時代,公民參與公共政策應該落實到具體配套的條文才能體會到價值的真正取捨。

        ●本文于2015年刊載於《今週刊》

活用腦中的知識庫

   每個人腦中都記得或隱約記得許多「因果關係」或道理、做事的方法、各種成敗經驗、對世間各種人與事的認知,以及許多曾經聽過、想過或用過的「解決方案」,當然也包含了來自教育或人生經驗所累積的各種價值觀念。這些可以統稱為「廣義的知識」。雖然在更精準的定義下,「知識」應不同於「資訊」,也不應包括價值觀念在內。
這些廣義的知識都是來自從小到大的讀書、聽課、見聞與生活體驗,形成了我們自己個人所擁有的「知識庫」。知識庫愈深愈廣,就知道得愈多,對思考和決策當然有幫助。所謂「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目的就是要努力充實知識庫的內容。
每個人的知識庫容量不同,讀書多少、讀書是否得法、人生經驗的多寡,甚至天生的記憶力,都可能影響知識庫容量的水準。除此之外,常常從知識庫中去「存取」、「組合」或「整合」這些知識,也可以大幅增加知識庫的效率甚至內涵。
所謂「存取」或「整合」與解決問題的過程有關。當我們遇到問題時,勢必藉助於自己的知識庫。第一步通常需要依靠知識庫中的知識,對當前的問題進行詮釋或解讀,並試圖在知識庫中找出答案。然而除非是十分例行性的問題,否則未必找得到現成答案,因此必須在知識庫中不斷「搜尋」相關的知識,再將搜尋所得的各方面因果關係、資訊、經驗等,經過選擇與驗證之後加以整合,整合出來的解決辦法在實施後還應該驗證或反省其正確程度,以期將來遇到類似問題時能擁有更好的知識搜尋與整合方式。
經常針對問題,努力從知識庫中進行存取、搜尋、整合,不僅可因熟能生巧而提升效率,而且因為經常操作,也逐漸建構出自己的觀念架構或「編碼系統」,使這些廣義知識的存取、組合、聯想更為靈活。
有些人讀書多卻不會活學活用,原因就是平時很少用;有些人讀書不多但在決策或執行上十分精明能幹,就是因為經常在腦中進行存取、搜尋、整合這些活動。工作歷練以及「做中學」背後的道理都與此十分有關。
商管教育中的個案教學,就是希望提供學生成本相對低廉的工作歷練。個案背景形形色色,管理問題變化無窮,教師引導學生針對問題,從各種角度不斷的去想、從自己知識庫中去從事解讀、搜尋、整合、驗證,這是活化知識庫最有效率的方式。
其實任何實用學科,如果在學習中少了這一部分,則無論讀多少書、聽多少大師的演講,其知識庫再豐富,也很難活用。
 
●本文于2015年刊載於《今週刊》

為什麼要教育消費者

   傳統上都說「顧客永遠是對的」,為什麼現在有人主張要「教育消費者」呢?其實此一做法不僅有道理,而且還可能創造有利的商機。
當產品相對單純,業者行銷手法還未如此複雜之前,消費者採購決策的理性程度應該比較高,因此業者應努力配合消費者的需要來提供適當的產品與服務。但當產品本身日益複雜,加上其附加的服務、保證、維修、保險、分期付款等廣義的產品內涵,使其在價值與成本方面的關係逐漸模糊,消費者要做到理性採購,就不太容易了。況且現代行銷手法千變萬化,創意無窮,甚至在基本動機上根本就是希望弱化消費者的理性程度,進而做出對銷售方短期有利,但對消費者未必值得的決策。
物極必反,所謂教育消費者,就是主張企業應協助消費者更明白產品及其周邊服務的內涵、它們真正的價值,並協助消費者了解自己真正的需要的是什麼。
企業開始這樣做,未必是為了社會責任或公益,而是想針對競爭者的行銷手法加以破解,免得自己顧客被對方所惑。
但競爭者也必然有回應,於是會針對原先「教育者」的行銷手法,以彼之道還諸彼身。每家企業各自的「教育」重點縱有不同,但眾多企業爭相「教育消費者」的結果,肯定會使消費者更加理性與精明,愈來愈明白這些產品及其附加設計或服務對自己而言是否需要、是否值得;哪些行銷上的做法是真正在傳達消費者所需要的資訊,哪些只是亂人耳目的花樣而已。此一發展結果應屬十分正面。
這讓我們聯想到近來十分紛擾的食安問題。食安教育的責任,究竟應屬於政府、公會、學校?還是應該由消費者自行負責?我認為這其實是真正關心食品安全的業者,可以大大發揮的機會。簡言之,這些有良心的業者,應該結合起來,經由各種管道,用心教育消費者有關食材、添加物、檢驗標準等方面的實用知識,讓消費者看得懂標籤說明、知道如何自行進行簡單的檢測等。這不僅有助提升企業形象,而且消費者食安知能提高後,肯定會加速淘汰不良業者,因而有助於這些重視食安業者的業績成長。

         ●本文于2015年刊載於《天下雜誌》

制度不合理結果可能更糟

   中小企業內部的分工合作,主要依賴情感、信任,以及大家同舟共濟,甚至彼此相待如家人的組織文化。當企業規模成長,這些機制逐漸無法發揮作用,因此必須建立制度,此事大家早已熟知,不必多言。然而設計制度是十分細緻的工作,如果草率為之,又不能及時檢討修正,則可能在制度化正面效果出現以前,前述所謂的情感、信任以及良好的組織文化等已遭到破壞。
其中一例是分工。小型組織在傳統上是所有工作由大家共同完成,事情沒做完,全員留下來一起做到完。因為人數不多,誰熱心、誰偷懶、誰有效率,大家都有目共睹。而制度化的「劃分工作」以後,第一項挑戰就是「公平」。如何做到每個人都不會感到勞逸不均,十分不易,有些工作性質本來即不易衡量其輕重難易,每天變化又多,或許「制度化」的比率不宜太高,而「組織文化」這些卻要儘量維持。
制度化的分工以後,各人的職掌就變得明確。然而無論公平與否,職掌明確劃分以後,每個人就開始只關心自己的事,對需要合作來完成的工作失去動力、對集思廣益以解決共同的問題也不再熱心,也不會對別人工作主動伸出援手。換言之,各人管好自己責任區的結果,極可能產生自掃門前雪的本位主義。
同仁之間或單位之間明確分工後,若臨時出現書面職掌內未載明的事,又可能產生「漏接」或互相推諉責任的現象。使較高階的主管不得不經常投入大量時間進行單位間的協調,並不斷以類似「專案」的方式來重新分工。
除了分工之外,常見的制度化做法是訂定具體的績效指標或KPI。績效指標當然有必要,但潛在的負作用之一是:大家會更重視比較能客觀衡量的績效,全力以赴的結果,其他不易客觀衡量的目標,自然就會被忽視。大學裡開始用「計算文章點數」來評估教師以後,大家對不易客觀衡量績效的「教學」所投入的心力勢必減少,十分自然。
有明確的KPI指標以及各項指標的「權重」,每個人就會有成績或「分數」,有分數就有排名。對人數不多,但十分需要合作的小單位,這種排名對同仁間的感情或合作的文化是否有影響,也是值得注意的。
有些組織規模尚小,人數不多,工作難度不易衡量,而且十分需要同仁的主動合作或相互支援。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也參照大型企業,學著走向「制度化」,而分工、權責和績效指標等又無法做到精緻,又不願投入時間不斷檢討改進,則這種制度化可能並不值得。

        ●本文于2015年刊載於《今週刊》

切莫忽視製造管理

   在人類經濟活動上,製造業一直扮演著重要角色。其他重要產業如金融服務業、商業服務業、運輸通訊等,在本質上也大部分在支援或配合製造業。而且更初級的產業,如農林漁礦,其產出也多半需要經過製造才能滿足人類需要。而在製造業的價值活動中,近年來較受重視的是品牌行銷、研發創新、物流配送、通路管理、電商經營等,對製造業的核心-製造,則相對討論較少。
我對「製造」與「製造管理」有幾個想法:
第一,如前文所述,製造業中的製造活動,應屬於經濟活動中「核心的核心」,為社會所創造的價值很高,而且成本、品質、交貨、創新等可能創造競爭優勢的指標,也都必須經過良好的製造才能實現,因此製造與製造管理是創造差異化及競爭力不可或缺的部分。
第二,過去台灣的製造能力相當領先。而且二十幾年來,許多企業將製造工作外移,外移後其生產規模呈現十倍或百倍的成長;同時在面對高度不確定性之下(包括海外工廠所在地的種種不確定性,以及國外品牌大廠的苛刻要求),逐漸發展出品質與效率能夠兼顧的大規模製造能力,以及大規模製造必須依賴的製造管理方法。這些大型工廠的製造管理方法,既非全盤師法自美日各國,更不是來自學術界的學理,甚至也與工業工程或ISO9000等頗不相同,而是台商們為了求生存,在不斷解決問題中「困知勉行」所產生的管理智慧。然而這些寶貴的經驗與智慧,近年來卻因為產業轉型或後繼無人而被逐漸淡忘甚至在我們的下一代中有失傳的可能。
第三,對製造有實務經驗的企業界人士,往往不長於將自己零散的經驗整理成有系統的文字;學術界對產業的製造技術多半相當隔閡,「下工廠」的體驗遠不如訪問企業家、觀察消費行為、用統計方法分析問卷,或構思數理模式來得輕鬆愉快,因此學術界的研究與教學自然與製造或製造管理漸行漸遠。
台灣未來產業發展藍圖中,製造業及製造活動不可能缺席,在此關鍵時刻,我們應及時將過去幾十年的製造管理經驗,有系統的整理出來,才能有效傳承並發揚光大。

        ●本文于2015年刊載於《天下雜誌》

想聽得懂得有點學問

  「聆聽」不只是需要專注而已。若想從聆聽別人發言中,歸納出重點、整理出體系,甚至將零散的意見焠取出隱含的意義,不僅需要經過一些訓練才能發展出這樣的能力,而且過去的學理素養也十分關鍵。
組織的存在是為了結合眾人的力量與才智,一起完成個人或少數人不能完成的任務。而為數眾多的組織成員,為了整合想法、交流資訊、傳達指令,就需要大量的口頭溝通。而溝通的關鍵就是講得清楚、聽得明白。
然而「講得清楚、聽得明白」觀念很簡單,但要大家都做到,也不容易。在我們傳統教育中,學生的「聽力」水準,固然影響了學習的效果與成績,但卻很少在教學過程中被深入檢視與要求,而針對較為嚴肅的議題,以口頭來表達即席產生的想法,在學校裡更缺乏練習的機會。在西方國家,由於從小在上課時討論的機會多,學生在聽、講,以及溝通上似乎比較熟練而自然。
事實上在企業界或公務機關的會議中,有許多發言內容的確有一些極有價值的觀點或主張,但由於發言者無法有系統的表達稍為複雜的論述,因而造成其意見無法匯入討論的主流,甚至被會議主席所忽略,這其實相當可惜。而聽者針對某一項發言,各自解讀,甚至斷章取義,造成發言盈庭,各說各話卻全無交集的現象,也十分常見。
在個案教學過程中,教師會運用各種方式來要求與訓練學生在口頭表達及聽力方面的能力與習慣,其中「專心聆聽」當然是最基本的動作。然而由於發言的同學未能有條理的陳述自己的意見,因此同學即使努力專心聆聽也未必能真的聽懂。教師的角色就是要從這些零散而缺乏體系的發言中,找出有意義的部分,在腦中組合成一套有道理的論述,然後再依據此一心中的論述,提出可以引導學生討論方向的問題。
教師在進行此項工作時,所依賴的,不僅是專注的習慣以及邏輯思維能力,更基本的是他在相關學理上所累積的素養。以這些學理為基底,才能聽出學生言之未出的道理,並能發覺發言者在形成論述的過程中,還缺乏哪些重要的考慮因素或因果關係。若有必要,還可以進一步將發言學生的意見,結合學理後,整理成很有道理的說法。
近來很多教師對個案教學的技巧極感興趣,但坦白說,技巧不難,真正要將個案討論「帶」好,最關鍵的還是教師對相關學理的了解與內化。簡而言之,主持會議、主持討論,和演說一樣,其表現出來的品質,最終還是基於主持人或演講者的學問與見識。

         ●本文于2015年刊載於《今週刊》

從異業結盟中創造新契機

   面對快速的科技進步與產業消長,從異業結盟中尋求並創造新機會,將是企業發展的主要方向。
傳統策略思維將策略發展方向分為兩大類。其中之一是聚焦於本身的產業,包括垂直整合或擴大規模,並進而試圖在某些價值活動上發揮差異化的優勢。其中之二是從事多角化進入生存資源更豐富、更有發展潛力的新興產業。
這兩個方向其實各有其不足。因為聚焦表示固守陣地,可能結果是發展空間愈來愈小;而多角化雖然有極高的成長機會,但本身組織卻未必擁有經營新產業的人才與資源。
而以本身原有優勢與知能為基礎,結合其他產業中的優質業者,共同創造新的商業模式以滿足顧客的需求,將成為策略發展上應該努力的方向。例如,近年來出現的「餐飲+醫療保健」、「觀光+健檢」、「金融+雲端」、「零售+文創」、「交通運輸+網路通訊」都是成功的實例。未來肯定還有更多可能的組合,有待企業家們去思考與創新。
執行此一策略發展方向,有幾項重點。
第一,除了專注本業的產銷研發與產業經營環境的重大趨勢之外,還必須隨時了解其他產業的發展走向以及各種新科技可能帶來的機會;
第二,掌握顧客未被現有產業滿足之需求,而這些需求可能遠超過現在產業中廠商的想像範圍,例如利用手機取代信用卡成為支付的工具;
第三,以創意來結合不同產業的資源與專長。這或許是最具挑戰性的部分,而且這種創新構想多半不是來自技術研發人員的努力,而是來自擁有高度期待的消費者之「苛求」。追隨領先者當然也可以,但能自行創新才是真正的贏家;
第四,結盟型態的選擇,究竟應將對方納入供應鏈的一環,還是創立合資公司,或創造合作與交易的平台,應視創新的商業模式在實際運作上的需要;
第五,如同一切策略聯盟,必須慎選合作對象,明訂權利義務;
第六,傳統上的垂直整合或策略聯盟,組織間的文化融合與調適已經很不容易。而跨業結盟的成員由於各有其專長、行事風格甚至「尊嚴」,且在創新過程中又必然出現許多磨合與挫折,因此跨組織間的文化融合,也是一大挑戰。

    ●本文于2015年刊載於《天下雜誌》

大學鬆綁後,挑戰還多著

   今周刊946期封面故事「台灣鳥籠大學」內容很精彩,將目前大學的困境分析得極為深入。針對這些問題的主要解決辦法似乎就是「鬆綁」。然而鬆綁後大學及其領導人將要面對的挑戰還很多。
首先是學費。我們大學學費遠低於世界水準,政府財力有限,想辦出色的大學就勢必漲學費。目前學生已習慣於低學費,聽到學費調漲幾千元就會引起抗爭,將來學費大幅鬆綁後,無論公私立,校長們必須要面對此一挑戰。何況學生會合理質疑教學水準並未大幅提高,為何要大幅調漲學費?
其次是師資。若想讓學生(以及未來的用人機構)感到耳目一新,師資及教學水準就不得不提升。請問要用什麼方法來證明現有教師的教學水準或教學方法不佳或缺乏實用價值?經由什麼程序來迫使教師提升教學品質,或使教學內容更合乎實務的需要?誰來做這件事?甚至誰有資格來做這件事?若此事現在做不到,為什麼鬆綁後就做得到?
第三,重金禮聘大量的明師來強化師資陣容,也是常聽到的。然而哪些人是明師?明師從哪裡來?如何衡量其教學對學生未來人生的價值,並依此來決定薪資水準?還是看「學術發表的數量」嗎?而且教職名額有限,為增聘明師不得不「請走」現有的一些教師,在長期安寧而和諧的校園中,誰來執行此一工作?
第四,學費調漲、教師薪資彈性化、減少「終身僱用」的傾向,都代表了「市場化」的理念。許多教師長年以來已經習於安定或「安貧樂道」的生活,將來轉變為「市場化」能否適應?我們應如何回應「大學不是職業訓練所」的訴求?有許多科系主要是研究高深的學術或哲理,本來就不該是「就業導向」,大學應如何決定他們的學費、薪資甚至員額問題?再者如果有些科系必須面對「市場化」有些不必,則哪些科系該歸入哪一類,應如何決定?
第六,「發展特色大學」也很有道理。然而如何將為數眾多無「特色專業」的教師轉變為一群具有某一特色的教師隊伍,也不容易。若要培訓新的知能或技術,或解聘一些,再補進一些具有這些專長特色的教師,其面對的人事問題與上述「鬆綁」十分相似。所不同者,一所大學究竟該發展什麼特色,影響了教師的去留,換言之,專長不合未來特色的必須另找頭路,專長將成為本校未來特色的就能留下來當家。可以想見,各校若要發展特色,其選擇特色的過程也很複雜。
「鬆綁」甚有道理,我們也討論了幾十年。但這些執行上的潛在問題卻始終想不出答案。

        ●本文于2015年刊載於《今週刊》
 

權力太集中必然扼殺創意

   權力集中決策才能明快,也有助於落實執行。然而高階權力太大,肯定會扼殺內部同仁的創意。
例如有些企業領導人英明過人,多年來組織績效良好,因而在內部逐漸形成一言堂的局面,他不相信部屬中有人比他聰明,也不相信有人竟能提出超越他自己能想出的方案,因此很少傾聽部屬的建言,更難接受與自己原來想法方向不同的意見。久而久之,組織中的執行力固然良好,但領導人的能力就會變成企業經營水準與創新水準的「上限」,所有人的想法都無法超越這位領導人,而且各級幹部由於長期只需聽命行事,因而失去了創新思考與獨立思考的能力。
以上是組織內部常見的現象,其實在政治上也十分類似。例如,中國思想最富創意的時代是春秋戰國,各種學說紛紛出現,就是因為當時封建諸侯各據一方,思想家們可以逐家推銷自己的主張,此處不買單,可以轉到其他國家去尋求認同,而且因為諸侯們相對權力沒那麼大,即使不同意這些人的說法,也不會給予什麼懲罰。易言之,因為是自由開放的「言論」或「思想」市場,因而造成百家爭鳴的盛況。
大一統以後,思想逐漸統一,創新就少了。在皇權尚未高漲之前,臣下尚可提出與皇帝想法不同的建言,學術界也能持續在基本框架下進行有限的創新。到了明朝,皇權更集中,朝臣擔心說錯話而受到嚴重的懲罰,不敢提出皇帝不愛聽的意見,「老成持重,四平八穩」才能明哲保身,甚至要小心翼翼的揣摩上意才能長保富貴。這種氛圍,再加上科舉制度,舉國上下都很難有創新的思想出現。而清朝的文字獄,更將學者的大部分才智都不得不專注於訓詁考據方面。這是政治上集權對民族整體思想創新力的打擊。
其實政府政策也一樣。政府對產業管得愈多,產業的創新力就愈弱。例如近來金融業準備走向國際化,才發現幾乎所有業者在創新能力上都嚴重落後國際。原因之一是長年以來,政府擔心金融業發生風險或民眾蒙受損失,因而在金融監理上十分謹慎嚴格,造成金融業在產品及服務上高度相似甚至標準化,誰也無法推出差異化的業務,金融創新的能力當然難以提升。
又如全世界在通訊及電子商務的應用上不斷追求創新突破,我們卻永遠都跟在其他國家後面,這也與嚴格的政府管制密切相關。教育部多年來為了防止弊端,對大學的一切作為管制甚嚴,稍與傳統不同的做法都需要經過仔細審核才能實施,造成所有學校都缺乏特色,也失去了創新的能力。

●本文于2015年刊載於《天下雜誌》

知識細分化的結果

   知識的最終目的是用來解決實際問題。問題愈複雜就愈需要整合多元領域的知識才可能解決。然而當知識日漸專業化或細分化以後,專家們往往將其心力專注在某一細分化後的知識範圍,不僅不重視甚至也不知道其他知識領域的存在,更嚴重的是誤以為只要持續加強自己熟悉的那一部分即足以解決所有問題。以下是個簡單的比喻。
人類從鑽木取火、石刀石斧開始,漸漸了解「工具」的用途和重要性。為了處理性質不同的問題,就不斷在工具上改進創新,於是釘槌、鋸子、鏍絲起子、剪刀等等陸續出現。這時我們要學的包括「共有哪些工具」、「各有什麼用途」、「針對什麼問題應如何選用最合適的工具」,以及在處理複雜問題時「如何組合運用各種工具以達到最佳的效果」。
在解決問題過程中,若感到工具不合用,就要尋找更合適的工具,或設法改進工具甚至創造新的工具。基本的過程是:以問題為核心,深入了解其性質後,先廣泛蒐尋可用的工具,再試著以創新的方式來組合運用,若還不成,再進一步改進現有工具或從事創新。
所謂「細分化」是指由於專業分工,造成每人只能擁有一項專長,例如只會用釘鎚或剪刀。在細分化後的第一階段,這些專家常試著用各種方式來測驗他們自己所熟悉的工具能做些什麼,例如看到任何東西,都用釘鎚來敲敲打打。第二階段是針對自己熟悉的工具進行研究發展,然而往往目的不在解決問題,而將重點放在提升自己所熟悉工具的用途或效率。這種做法背後原因是他們不知道其他工具在某些方面其實效果更好,例如剪刀專家努力設計可以敲釘子的剪刀柄,卻不知此事用釘鎚可以做得更好。
第三階段是各門派(例如「釘鎚派」或「鏍絲起子派」)由於專心研發本門的工具,無暇了解其他工具的用途與存在,因而完全失去整合多元工具的能力。到了第四階段,各門派出現大師,為了爭取門派的生存資源以及維持大師們在門派中的地位,大師通常不許徒子徒孫學習或接觸其他工具,於是門派中人不得不只專注於研究如何提升釘鎚或鏍絲起子的效用。
這時想學習多樣工具,以及整合運用多樣工具來解決真實問題的年輕人,已經求師無門。他們必須選擇加入「剪刀派」或「釘鎚派」等,在該門派祖師爺訂下的典範中,追求精進或證明此一門派中工具的卓越性。此時,「工具」的進步已與解決問題脫離關係,任何知識都變得很難學,但學會之後未必有用。
這就是知識細分化的結果。

●本文于2015年刊載於《天下雜誌》

政府能為亞洲盃做些什麼

  近來金管會鼓勵金融業出去打亞洲盃,許多業者都躍躍欲試。而在「出賽」之前,政府能為大家做些什麼,則是下一個議題。
針對此一議題,業界已提出不少建議。其中有關人才培訓部分,本文的建議是「委託相關機構或財團法人,選拔有潛力的優秀青年,一方面加強其實戰上的專業能力,一方面將培訓地點移師至大家準備前往發展的亞洲國家,以密集方式提升其語文能力以及對當地經營環境的了解與融入」。進一步說明如下:
第一,金融業是專業度極高的服務業,資金之外,還必須有大量素質高,又能掌握當地語文及社會脈動的各級專業人才參加營運,才有可能產生優勢。
第二,照道理,人才培訓應由各別金融機構自行負責,然而我們大部分金融機構在規模上尚未達到可以自行深入培訓人才的水準,而更重要的是跳槽與挖角的風氣難以避免,如果每一家金融機構都等著別人先培訓,然後再擇優挖角,則沒有人會帶頭做這種為人做嫁的傻事。如果政府不主動解決人才問題,亞洲盃想有成就不容易。
第三,具體做法上,主辦單位一方面應廣招志在四方的優秀青年,一方面也接受金融機構派員受訓。培訓地點應設在金融機構可能前往發展的亞洲國家,便於就近延聘當地語文教師以及金融法規及產業專家進行密集授課,同時也可以讓學員有系統的進行企業或有關機關的參訪。在一段時間內(例如一年)由於身處當地,這些學員不僅在語文方面可以快速進步,而且也更了解當地的風土民情,甚至有可能建立一些有益業務拓展的人脈關係。
第四,過去未曾有金融業歷練的學員,可以在國內先密集學習實戰的專業知能,甚至到金融機構實習,然後再行外派受訓。培訓結束後,再由國內有意從事亞洲盃的金融機構來選聘。
多年來外貿協會在新竹的「國際企業人才培訓中心」,選拔優秀青年,在一、兩年間,由資深業者或專家來傳授貿易實務,同時也以密集住校的方式,借重大量外籍師資,創造完整的外語學習環境,結果使歷年結業學員出路都很好,受到各方重用。本文所提方案更進一步,建議將學員集體派駐當地,效果應該更好,而且生活費用及教學成本應比在國內辦理更為低廉。
其實國內許多產業都希望走向國際,但瓶頸都在人才。本文所建議的方案如果可行,應也可以擴大運用在其他產業。這樣一來,對企業的國際化以及青年就業問題,都會產生相當大的正面作用。

        ●本文于2015年刊載於《今週刊》

讀MBA會變傻

   馬雲說送優秀員工去讀MBA,回來都變傻了,原因是「學了太多成功的故事」。因此他主張應多學一些失的故事,去思考前人怎麼克服困。此事值得探討。
首先,我同意「學成功故事」的效果的確不高。無論是名人演講或介紹成功經驗的案例,對經營管理能力的提升作用不大,因為在這些成功故事中,學員很難對當時多元而複雜的決策情境產生感同身受或身歷其境的效果。同時,提供這種案例的企業或企業家,往往為了包裝形象,會將自己英明的決策過程描述得順理成章,最後的成功也是水到渠成。而且因為產業和組織差異極大,學了這些只有部分報導的成功故事後,根本無法複製到自己企業裡,如果勉強要「東施效顰」,結果通常是「畫虎不成」,因此別人看來似乎「變傻」了。
失敗案例肯定較有啟發,然而失敗的原因千百種,每家企業出現的問題及背景不同,也很難依據所學將別人克服困難的方法用來解決自己的問題。
學理的講授當然有參考價值,但如何在複雜的實務中活用學理卻不易傳授。學員聽完學理介紹後,未必能得其神髓,往往只學得一些術語或「黑話」而已。
我一向主張,互動式個案教學的學習效果是最好的。這些個案內容未必最新,也未必是有名的企業,但就像「數學習題」一樣,它們的作用不在示範做法的對錯,而是做為訓練分析思考及活用學理的工具。當然互動式的個案教學還包括「培養決策能力」、「提升聽說讀想能力」的作用,但卻沒有「標準答案」,這些都和數學習題不同。
好的個案會儘量提供複雜程度與實務相近的決策情境,有各方的目標期待與限制條件、有成本考量、有客戶需求、有法規限制、有組織能耐的推估、有客觀的資料分析,也有主觀的研判。有時有明確的備選方案,有時則無;主角可能是CEO,也可能是必須配合上級及其他平行單位的專業經理人。換言之,個案就是模擬真實的決策情境,學員在討論中,經由教師指導去強化分析、思考、聆聽、發表、整合的能力以及實事求是,不空談理念的決策習慣。與實戰相近但失敗成本低,教師雖無實戰經驗卻十分熟悉個案內容,足以勝任提問和引導的任務。
簡言之,互動式個案教學目的不在提供正確做法,也不在說明學理,而是經由討論來提升大家的各種能力,活化各人過去零散而缺乏系統的經驗。
MBA的版本或教學方式十分多元,阿里巴巴同仁去讀的MBA或許並非運用這種互動式的個案討論,因此造成馬雲對MBA教育的此一認知。
 
 ●本文于2015年刊載於《天下雜誌》

互聯網時代的教師角色

   在互聯網時代,許多接近「資訊」的學習內容,已可輕易在網路上取得,教師和學校在傳授資訊方面的功能因而漸被取代,這是大家已普遍感受到的大趨勢。

許多傳統上需要上課講授的教學內容,其實性質上高度接近「資訊」而非「知識」。產業趨勢、實務上的某些成功做法、進行策略規劃的程序與注意事項,甚至某些理論的內涵等,在性質上都接近「資訊」,然而教師通常為了解說一些簡單的「道理」(相當於「知識」),不得不用大量的時間來介紹這些「資訊」以做為「說明道理」的背景。
這些資訊其實在出版品上都能查得到,而且即使是說明道理或因果關係的「知識」,也都完整的記載在文字或書本中。學生不自行閱讀,卻期望教師講授,原因是學生普遍缺乏自行閱讀或整理的能力,或懶得閱讀,必須要經由教師來轉述。易言之,教師之所以有附加價值是因為學生自行閱讀能力不足,或無法集中專注力從相對靜態的文字中吸取資訊與知識。
相對於一些只會照本宣科,或整學期都背對著學生努力抄寫黑板的教師,學生心目中的高水準授課就是教師能條理分明的解釋書中道理、能舉出貼切的實例,又會善用語調、手勢以強化重點。在本質上是教師先充分理解書中內容,內化以後再以易於吸收理解的方式轉述給學生。
然而在互聯網時代,這些資訊或類似資訊的知識,都可以在網上彈指而得。再者如果一定要有教師來講授,則在互聯網時代,一個科目在全世界只需要少數幾位準備周詳、表達力超強的教師來負責遠距授課即可。在企業管理領域中,另一項威脅是曾經受過管理教育、實務經驗豐富的企業高階主管,若能以流暢口才以及富有個人魅力的方式介紹相關實務,可能被學生認為比專任教師更好。若每門課都由幾位企業高階主管針對不同主題輪流講授,結果可能是大部分學校中專任教師的「講課」角色都會被取代。因此企管教師應該如何調整教學的方法,確保生存空間,是一項重大課題。
然而從另一角度看,這也是教師調整其角色、發揮更多正面作用的極佳機會。過去教師必須負責「資訊」或「類資訊知識」的講授,因而對學生的「能力」-包括思考、分析、決策,乃至於溝通等無暇顧及。因此在擺脫「講授」的責任後,若能投注更多心力以「現場精雕細琢」的方式,努力憑本身專業素養來協助發展學生這些能力,則未來其教學角色不僅難以被互聯網所取代,而且也可以為學生的成長發揮更多貢獻。

        ●本文于2015年刊載於《今週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