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聽得懂得有點學問

  「聆聽」不只是需要專注而已。若想從聆聽別人發言中，歸納出重點、整理出體系，甚至將零散的意見焠取出隱含的意義，不僅需要經過一些訓練才能發展出這樣的能力，而且過去的學理素養也十分關鍵。

組織的存在是為了結合眾人的力量與才智，一起完成個人或少數人不能完成的任務。而為數眾多的組織成員，為了整合想法、交流資訊、傳達指令，就需要大量的口頭溝通。而溝通的關鍵就是講得清楚、聽得明白。

然而「講得清楚、聽得明白」觀念很簡單，但要大家都做到，也不容易。在我們傳統教育中，學生的「聽力」水準，固然影響了學習的效果與成績，但卻很少在教學過程中被深入檢視與要求，而針對較為嚴肅的議題，以口頭來表達即席產生的想法，在學校裡更缺乏練習的機會。在西方國家，由於從小在上課時討論的機會多，學生在聽、講，以及溝通上似乎比較熟練而自然。

事實上在企業界或公務機關的會議中，有許多發言內容的確有一些極有價值的觀點或主張，但由於發言者無法有系統的表達稍為複雜的論述，因而造成其意見無法匯入討論的主流，甚至被會議主席所忽略，這其實相當可惜。而聽者針對某一項發言，各自解讀，甚至斷章取義，造成發言盈庭，各說各話卻全無交集的現象，也十分常見。

在個案教學過程中，教師會運用各種方式來要求與訓練學生在口頭表達及聽力方面的能力與習慣，其中「專心聆聽」當然是最基本的動作。然而由於發言的同學未能有條理的陳述自己的意見，因此同學即使努力專心聆聽也未必能真的聽懂。教師的角色就是要從這些零散而缺乏體系的發言中，找出有意義的部分，在腦中組合成一套有道理的論述，然後再依據此一心中的論述，提出可以引導學生討論方向的問題。

教師在進行此項工作時，所依賴的，不僅是專注的習慣以及邏輯思維能力，更基本的是他在相關學理上所累積的素養。以這些學理為基底，才能聽出學生言之未出的道理，並能發覺發言者在形成論述的過程中，還缺乏哪些重要的考慮因素或因果關係。若有必要，還可以進一步將發言學生的意見，結合學理後，整理成很有道理的說法。

近來很多教師對個案教學的技巧極感興趣，但坦白說，技巧不難，真正要將個案討論「帶」好，最關鍵的還是教師對相關學理的了解與內化。簡而言之，主持會議、主持討論，和演說一樣，其表現出來的品質，最終還是基於主持人或演講者的學問與見識。

         ●本文于2015年刊載於《今週刊》

從異業結盟中創造新契機

   面對快速的科技進步與產業消長，從異業結盟中尋求並創造新機會，將是企業發展的主要方向。

傳統策略思維將策略發展方向分為兩大類。其中之一是聚焦於本身的產業，包括垂直整合或擴大規模，並進而試圖在某些價值活動上發揮差異化的優勢。其中之二是從事多角化進入生存資源更豐富、更有發展潛力的新興產業。

這兩個方向其實各有其不足。因為聚焦表示固守陣地，可能結果是發展空間愈來愈小；而多角化雖然有極高的成長機會，但本身組織卻未必擁有經營新產業的人才與資源。

而以本身原有優勢與知能為基礎，結合其他產業中的優質業者，共同創造新的商業模式以滿足顧客的需求，將成為策略發展上應該努力的方向。例如，近年來出現的「餐飲+醫療保健」、「觀光+健檢」、「金融+雲端」、「零售+文創」、「交通運輸+網路通訊」都是成功的實例。未來肯定還有更多可能的組合，有待企業家們去思考與創新。

執行此一策略發展方向，有幾項重點。

第一，除了專注本業的產銷研發與產業經營環境的重大趨勢之外，還必須隨時了解其他產業的發展走向以及各種新科技可能帶來的機會；

第二，掌握顧客未被現有產業滿足之需求，而這些需求可能遠超過現在產業中廠商的想像範圍，例如利用手機取代信用卡成為支付的工具；

第三，以創意來結合不同產業的資源與專長。這或許是最具挑戰性的部分，而且這種創新構想多半不是來自技術研發人員的努力，而是來自擁有高度期待的消費者之「苛求」。追隨領先者當然也可以，但能自行創新才是真正的贏家；

第四，結盟型態的選擇，究竟應將對方納入供應鏈的一環，還是創立合資公司，或創造合作與交易的平台，應視創新的商業模式在實際運作上的需要；

第五，如同一切策略聯盟，必須慎選合作對象，明訂權利義務；

第六，傳統上的垂直整合或策略聯盟，組織間的文化融合與調適已經很不容易。而跨業結盟的成員由於各有其專長、行事風格甚至「尊嚴」，且在創新過程中又必然出現許多磨合與挫折，因此跨組織間的文化融合，也是一大挑戰。

    ●本文于2015年刊載於《天下雜誌》

大學鬆綁後，挑戰還多著

   今周刊946期封面故事「台灣鳥籠大學」內容很精彩，將目前大學的困境分析得極為深入。針對這些問題的主要解決辦法似乎就是「鬆綁」。然而鬆綁後大學及其領導人將要面對的挑戰還很多。

首先是學費。我們大學學費遠低於世界水準，政府財力有限，想辦出色的大學就勢必漲學費。目前學生已習慣於低學費，聽到學費調漲幾千元就會引起抗爭，將來學費大幅鬆綁後，無論公私立，校長們必須要面對此一挑戰。何況學生會合理質疑教學水準並未大幅提高，為何要大幅調漲學費?

其次是師資。若想讓學生(以及未來的用人機構)感到耳目一新，師資及教學水準就不得不提升。請問要用什麼方法來證明現有教師的教學水準或教學方法不佳或缺乏實用價值?經由什麼程序來迫使教師提升教學品質，或使教學內容更合乎實務的需要?誰來做這件事?甚至誰有資格來做這件事?若此事現在做不到，為什麼鬆綁後就做得到?

第三，重金禮聘大量的明師來強化師資陣容，也是常聽到的。然而哪些人是明師?明師從哪裡來?如何衡量其教學對學生未來人生的價值，並依此來決定薪資水準?還是看「學術發表的數量」嗎?而且教職名額有限，為增聘明師不得不「請走」現有的一些教師，在長期安寧而和諧的校園中，誰來執行此一工作?

第四，學費調漲、教師薪資彈性化、減少「終身僱用」的傾向，都代表了「市場化」的理念。許多教師長年以來已經習於安定或「安貧樂道」的生活，將來轉變為「市場化」能否適應?我們應如何回應「大學不是職業訓練所」的訴求?有許多科系主要是研究高深的學術或哲理，本來就不該是「就業導向」，大學應如何決定他們的學費、薪資甚至員額問題?再者如果有些科系必須面對「市場化」有些不必，則哪些科系該歸入哪一類，應如何決定?

第六，「發展特色大學」也很有道理。然而如何將為數眾多無「特色專業」的教師轉變為一群具有某一特色的教師隊伍，也不容易。若要培訓新的知能或技術，或解聘一些，再補進一些具有這些專長特色的教師，其面對的人事問題與上述「鬆綁」十分相似。所不同者，一所大學究竟該發展什麼特色，影響了教師的去留，換言之，專長不合未來特色的必須另找頭路，專長將成為本校未來特色的就能留下來當家。可以想見，各校若要發展特色，其選擇特色的過程也很複雜。

「鬆綁」甚有道理，我們也討論了幾十年。但這些執行上的潛在問題卻始終想不出答案。

        ●本文于2015年刊載於《今週刊》

 

權力太集中必然扼殺創意

   權力集中決策才能明快，也有助於落實執行。然而高階權力太大，肯定會扼殺內部同仁的創意。

例如有些企業領導人英明過人，多年來組織績效良好，因而在內部逐漸形成一言堂的局面，他不相信部屬中有人比他聰明，也不相信有人竟能提出超越他自己能想出的方案，因此很少傾聽部屬的建言，更難接受與自己原來想法方向不同的意見。久而久之，組織中的執行力固然良好，但領導人的能力就會變成企業經營水準與創新水準的「上限」，所有人的想法都無法超越這位領導人，而且各級幹部由於長期只需聽命行事，因而失去了創新思考與獨立思考的能力。

以上是組織內部常見的現象，其實在政治上也十分類似。例如，中國思想最富創意的時代是春秋戰國，各種學說紛紛出現，就是因為當時封建諸侯各據一方，思想家們可以逐家推銷自己的主張，此處不買單，可以轉到其他國家去尋求認同，而且因為諸侯們相對權力沒那麼大，即使不同意這些人的說法，也不會給予什麼懲罰。易言之，因為是自由開放的「言論」或「思想」市場，因而造成百家爭鳴的盛況。

大一統以後，思想逐漸統一，創新就少了。在皇權尚未高漲之前，臣下尚可提出與皇帝想法不同的建言，學術界也能持續在基本框架下進行有限的創新。到了明朝，皇權更集中，朝臣擔心說錯話而受到嚴重的懲罰，不敢提出皇帝不愛聽的意見，「老成持重，四平八穩」才能明哲保身，甚至要小心翼翼的揣摩上意才能長保富貴。這種氛圍，再加上科舉制度，舉國上下都很難有創新的思想出現。而清朝的文字獄，更將學者的大部分才智都不得不專注於訓詁考據方面。這是政治上集權對民族整體思想創新力的打擊。

其實政府政策也一樣。政府對產業管得愈多，產業的創新力就愈弱。例如近來金融業準備走向國際化，才發現幾乎所有業者在創新能力上都嚴重落後國際。原因之一是長年以來，政府擔心金融業發生風險或民眾蒙受損失，因而在金融監理上十分謹慎嚴格，造成金融業在產品及服務上高度相似甚至標準化，誰也無法推出差異化的業務，金融創新的能力當然難以提升。

又如全世界在通訊及電子商務的應用上不斷追求創新突破，我們卻永遠都跟在其他國家後面，這也與嚴格的政府管制密切相關。教育部多年來為了防止弊端，對大學的一切作為管制甚嚴，稍與傳統不同的做法都需要經過仔細審核才能實施，造成所有學校都缺乏特色，也失去了創新的能力。

●本文于2015年刊載於《天下雜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