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組織競爭優勢的方法

建立並維持組織競爭力,需要長期努力與關注。能找到足以獨當一面的高手,固然有助組織競爭力的提升,然而以重金挖角而來的高手,也很容易會被別人挖走,因此這種依賴少數明星的競爭優勢,未必能持久,而且高度依賴少數人所形成的優勢,其所創造的「超額利潤」,往往會被這些明星高手分去一大部分。
如果競爭優勢的來源是屬於整體團隊,不僅優勢可以更持久,而且優勢所帶來的利潤,將會屬於企業。
仔細分析所謂「組織競爭優勢」之後,發現這些優勢主要存在於重要的決策流程與行動流程裡,簡言之就是「思考的方法」和「做事的方法」。若能將這些流程制度化,決策和行動就不再依賴少數人(包括高階主管)的智慧或經驗,而是將他們的智慧、經驗,以及考慮問題、研判形勢、決策選項、決策時的思考邏輯、採取行動時的各種「內隱知識」融入相關的制度化流程之中。有了明確具體的流程,不僅可以傳承經驗、照表操課、嚴格要求,而且可以加快決策的速度、擴大授權的範圍。此外,有了制度化的流程,才可以定期檢討這些決策考量或行動程序的合理性與完整性。
在運用制度化流程來建立組織競爭優勢的過程中,有幾項應注意的觀念。
第一,高階管理人必須有能力找出與競爭力有關的決策流程與行動流程,選擇重點,投入資源與人力將這些流程有系統的整理出來,並驗證它們的正確性與可行性。
其次,要能夠將高手(包括聰明的老闆及重金禮聘來的高手)在決策與行動中的內隱知能(或秘訣)挖掘出來,將之形成組織其他成員可以學習分享的「外顯」知能。
第三,制度化的流程不可能完全取代人員的專業判斷,但可以降低對人員主觀研判的依賴程度。
第四,這些流程應包括營運流程與管理流程在內。前者如開發新產品或新客戶、銀行授信、蒐集技術資料;後者如上下層級之間或不同單位之間,資訊、意見與決策的流程及權責歸屬,以及各種會議之間的關聯、議題形成及幕僚作業的責任與時程等。
第五,除了應定期或隨時檢討流程的合理性之外,「檢討」與「設計」流程與制度的「流程」,也應仔細設計、落實執行。這種「設計與檢討流程的流程與能力」,是組織應付動態環境變化的重要基礎之一。
各種流程制度化以後,就不擔心高手被挖角之後會動搖國本,因為他們所掌握的已大部分被吸納到流程制度之中;有了檢討與設計流程的能力之後,就不擔心同業抄襲這些書面制度以後就能複製我們的優勢。「挖角」、「花大錢買來的技術或建立的品牌」不能算是可以持久的組織優勢,但如果我們擁有挖角或買技術、建立品牌,甚至購併企業的「組織能力」,就可以視為組織競爭優勢的一部分。
成功的中小企業創業者,其經營流程與管理流程通常都以十分內隱的方式存在於老闆腦中。只要老闆頭腦清楚又努力,這些是否外顯成為制度並不重要,然而如果希望在規模或經營境界上有所突破,本文所談的做法,勢在必行。這些雖近於老生常談,但時至今日,顯然還是台灣企業向上提升的主要瓶頸。

本文于2012年刊載於《今週刊》 

從NPO可以學到什麼?

非營利組織(NPO)和營利組織的策略思維其實頗為接近,因而彼此可以互相參考學習。而由於「非營利」的特性,使NPO的策略考量可能比營利組織更為複雜,營利組織若能吸收非營利組織的成功經驗,將有助於強化其策略考量的廣度。
服務內容特色的塑造、目標對象的選擇、價值活動的重點掌握與設計,以及規模經濟、經驗曲線、地理涵蓋範圍,甚至競爭優勢的建立與運用等,這些分析角度與相關的策略原則,在營利與非營利組織中,幾乎全都可以適用。但非營利組織最大的不同,在於除了「享受服務」的對象之外,還必須考慮「資金提供者」與「行動投入者」的市場區隔與需求滿足,以及更進一步藉由策略設計,整合三者的需求與資源。
簡言之,任何組織的存在,都建基於對某些對象所提供的服務價值。營利組織所提供的價值,主要是由顧客所享受,顧客是否願意出錢來購買其產品與服務,攸關此一企業的生存發展,因此必須深入了解並努力滿足顧客的需求。傳統上,營利組織的投資者與內部的從業人員,對企業所提供產品與服務的核心價值並不十分在乎,股東大眾不需要對其公司產品有正面認同,因為他們更在乎的是股價、獲利與分紅;企業內的員工也一樣,他們最關心的是薪資福利與工作保障,未必特別喜歡享用自己公司所產銷的產品。
非營利組織就不一樣。非營利組織的資金投入者無法從該組織的營運中獲利,其之所以願意提供捐助,是因為認同此一組織的理念,或相信此一組織可以善用這些捐款,達到捐助者的理想。因此如何使組織理念與捐款人內心的價值觀產生共鳴、如何展現落實理念的效率、如何選擇並聚焦捐助的來源、如何在各種活動過程中滿足他們的捐助動機以創造長期的捐助意願與行動等,都需要有相當的策略思維,甚至行銷研究在內。
面對不計酬勞來投入服務的志工,非營利組織也要進行相似的策略思考與活動。讓組織的理念對志工產生吸引與認同,比營利組織的人力資源管理,更有一番不同的挑戰。
成功的非營利組織不僅要同時照顧三方面的需求,而且要在三者間創造互相欣賞、互相吸引的綜效。若營利組織也能將投資大眾和員工視為「服務對象」,設法讓他們認同組織的理念,並在相同理念下創造互相的綜效,對組織長期的生存發展,當然有高度的正面意義。這是企業界可以向NPO學習的地方。

本文于2012年刊載於《天下雜誌》

開放外勞還是鼓勵重大投資?

解決失業問題是政府當前第一要務。「開放外勞以提振製造業」和「鼓勵投資高科技以創造就業機會」這兩種方案都是十分具體的產業政策,可以用來做為分析驗證政策可行性的案例。所謂分析驗證,是指針對重大政策背後的事實前提,以及所假設的一連串因果關係,逐一列舉並詳細辯證其正確程度的過程。
開放外勞以吸引台商回來是政府近來的政策思考方向之一。此一方案的有效性建立在一些關鍵前提上,這些可以簡化成以下幾個可以讓我們深思甚至進行實證研究的問題。
大陸的「騰籠換鳥」政策以及各種成本的上漲,在目前時間點是否足以形成台商遷移工廠的動機?
對台商而言,若同時考慮有形與無形的成本及種種不確定性,則大陸內陸各省以及東南亞各國,是否吸引力還不如遷廠回台?
過去幾年沒有遷廠回台,原因是什麼?僱不到基層勞工是主要瓶頸嗎?
如果開放外勞,並將薪資水準與本勞脫勾,不再是國際勞力市場上的三到四倍,是否會大幅提高台商回台的誘因?
我們希望將研發設計放在台灣,然而有些產業,研發設計必須接近製造單位才能有效溝通配合。如果台商將工廠遷回,會改善研發與製造的互動效益嗎?如果不遷回,他們是否可能乾脆將研發也一起搬走呢?
工廠遷回,是否能讓它們的生產技術及管理經驗轉移到台灣年輕一代身上,而非擴散到海外呢?此一轉移是否有助於形成下一世代的產業基礎呢?
這些製造業,直接勞工與間接人工的比例大約是多少?易言之,如果工廠設在台灣,每一千位基層作業人員的工廠規模,可以增加雇用多少本地人來擔任領班、品檢、設計、會計、總務、倉管、業管、資訊、人資等工作呢?如果此項比率夠高,對我們白領待業人員之就業問題才有幫助。
供應鏈與產業群聚有一定的規模門檻。如果只有少數廠商回來,效果有限,因而沒有人願意打前鋒,若對率先採取行動的廠商給予實質鼓勵,是否可以及早吸引足夠的家數以形成有效的群聚規模?
製造業回來以後,會不會對台灣服務業的商機及就業有所助益?除了明顯可見的餐飲等消費型產業之外,我們的運輸、倉儲、營造、房地產,甚至於會計師、律師或人力培訓業,會不會因此而可以從海外同業搶回一些生意呢?這對就業是否有明顯幫助?
如果我們將外勞的薪資水準降低到一般國際行情,會不會嚴重違背某些人士所堅持眾生平等的「普世價值」?如果放棄對此一普世價值的堅持,是否會有助於改善我們自己國民嚴峻的就業問題?
以上是我試著將「開放外勞-吸引台商回台-提升國民就業」這一連串的因果關係,拆解到可以一一驗證的程度。如果以上各項提問的答案偏向正面,表示此一政策方案相當可行。
另一項可能的政策方案是「鼓勵重大投資」,尤其是高科技產業的投資。限於篇幅,本文無法再拆解一次。但如果像過去政府所獎勵的若干高科技產業,在缺乏自有技術的情況下,投入大筆資金(包括高額貸款)向外國購買整套昂貴自動化設備的做法,和「提升國民就業」二者間的因果關係,的確需要高人才能拆解。

本文于2012年刊載於《今週刊》 

忠誠與才幹

老闆們都希望部屬既忠誠又有才幹。然而世界上二者兼具的人不多,因為能力高強者可以行遍天下,不怕找不到可以發揮的舞台,用不著長期效忠於某一個組織或某一位老闆;反之,才幹並不十分出色的部屬,深知自己未來必須長期依賴此一組織或長官,其忠誠度就高多了。
如果二者不可得兼,老闆們究竟會優先選擇「忠」還是「才」呢?普遍的觀察似乎是:愈是傳統型的產業,老闆們愈重視同仁的忠誠,而在高科技產業則相對比較重視專業水準。同時大家又注意到在台灣的外資企業似乎對忠誠度並不特別在乎,因此一項合乎直覺的推論就是:中華文化的家族傳統,讓這些傳統企業的老闆將自己定位為家長,視同仁為家中晚輩,因此對同仁的效忠程度格外重視。
除了文化傳統之外,其實還有一些因素可以解釋老闆們重視忠誠度的原因。
其中之一是:有些企業競爭優勢有限,產業進入門檻低,有才幹而缺乏忠誠度的幹部學到一些竅門以後很容易出去自立門戶成為未來競爭者,因此企業寧可提拔一些才幹僅及中上卻很「乖」的人。
第二,有些企業在外部關係維持、內部溝通協調,甚至製造技術方面的相關能力,必須要經過長時間的累積,才可能逐漸形成「專屬於此一組織」的才幹。換言之,必須老老實實在組織中「蹲」得夠久,才可能產生貢獻,組織既無法從外界挖角,同仁跳到別家也難以發揮,這樣一來,「忠誠」當然是先決條件。
第三,在嚴謹的法規環境下,許多企業為了求生存,很多做法上都有適法性的問題,由於這些事「可大可小」,組織內知道這些事的人當然愈少愈好,而且這些人必須對老闆高度忠誠,有能力來來去去的高手,通常不容易納入這個圈子。
大型外商公司有其競爭優勢,不擔心自己的高階主管跳出去打對台;在遵法方面也更為成熟完備,不擔心員工掌握了足以要脅公司小辮子;周延的制度與組織結構也使高階人員的離職不致於「動搖國本」,因此對忠誠度的要求就比較低。大型高科技公司情況也相當類似。
由此可以推論:當企業日漸走向現代化時,對高階專業管理人員所期望的「才幹」水準就會逐漸超過「忠誠」水準。忠誠與才幹之間的相對重要程度,是產業環境和經營管理所造成的,未必一定要從文化傳統來簡單解釋。

本文于2012年刊載於《天下雜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