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醫藥方面的研究屬於高深學術；「行醫」則必須運用程序面的知能。前者雖與實務密切相關且有助於後者水準的提升，但在本質上與後者並不相同。易言之，傑出的醫學研究者未必有能力從事行醫的工作，同理，「法學研究」與「律師執業」的關係、「傳播學」與「新聞編採」的關係也極為類似。
就以企管領域來說，決策的「程序面知能」可能包括了:對情勢和各種資訊的研判、從研判中找到值得注意的議題、考慮與此一議題相關的內外條件以及各方期望、構思初步方案，然後在與各方協商後形成具體方案。方案執行時，又會出現新的瓶頸或意見，因而必須經由持續的折衝、談判與微調，將方案漸漸向前推動。這種「過程」或「程序」，在其中必然會用到管理知識，但顯然需要更多的解讀、研判、創意、整合、協商的動態技巧與能力。
在實務界，這些技巧與能力多半由經驗中累積而得，很難有系統的完整解釋或傳授。學術研究中所談到的「策略與組織的關係」、「消費心理對購買意願的影響」、「工會運動的發展回顧」這類發現或道理，對各級經理人的決策與行動當然有參考價值，但對其整體「程序面知能」幫助十分有限，而且在真正決策時，他們未必能將這些學術研究成果恰當地應用在決策上。
要強化這些程序知能，似乎只有經由個案研討，讓這些經理人在說明自己想法、聆聽與比對其他人想法的過程中，時時反思而逐漸進步。而教師則可以將這些討論過程做為研究標的，去了解他們如何在「想」、應該怎麼「想」才會更周延深入，以及所謂的「學理」在提升思考與決策品質上如何才能發揮正面作用。經由此一過程產生的研究成果對「做事」才可能有幫助。
在學術期刊上發表的研究成果，雖然深入甚至創新，但必須將它們在複雜的實務現象中，整合串接在一起才能產生貢獻。當前教育上學用未能接軌的主要原因之一顯然是在教學和研究上忽略了「學理」和程序面知能間的關聯與差異。
所有的專業學門，似乎都可從此一觀點來思考。●本文于2014年刊載於《天下雜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