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課不討論影響國家競爭力

許多高階主管不僅沒聽過「個案教學」，在工作上也從來沒有互相交流、分享、整合彼此想法的經驗。往往組織文化從開始就是「老闆說了算」，開會時同仁儘量不要發表看法，即使發言也不能背離上級的方向，更不能質疑他的推理過程。

這些高階主管年輕做學生時，肯定也沒體驗過上課時的互動討論；在一路向上升遷過程中，其領導風格深受組織文化及過去長官作風的影響，因此自己主持會議時也不太可能鼓勵同仁進行互相辯證以集思廣益。

如果領導者夠「英明」，此一領導與決策風格未必影響決策品質。反而在聰明智慧皆高人一等的領導人心目中，所有討論和意見交換，都只是浪費時間而已。

然而這種獨斷的決策方式，最大問題未必在當前的決策品質，而是長期中對高階領導人思維能力成長所造成的負面影響。因為以開放、參與討論的方式決策，主持人必須放空自己的定見與傲慢，專注聆聽，用心了解每位同仁想法中所隱含的潛在價值與創意，並發掘每位發言者的推理和資訊，有哪些值得吸納到最終方案裡。此一主持會議的過程，是對主持人心智的最佳修鍊，長期下來，不僅思考能力會進步，而且藉著聆聽互動，也可以時時檢視反省自己的想法，並深入了解每位同仁的深層內涵與潛力。

若決策過程中長期缺乏互動參與，這些主管即使平日勤於閱讀吸收新知，也很難隨著地位升遷、責任加重而變得愈來愈精明。在台灣許多組織裡，要到相當年紀才能擔任重要職務，然而此時因為在「一言堂」裡待久了，思維能力很容易停滯。如果從政府機關到所有企業，都是如此，國家競爭力當然會受到影響。

我們若有機會向地位崇高的領導階層，提出一些與他們不同的想法，然後再觀察一下他們的表情反應，就會知道他們平時心態開放的程度，以及在內部決策時的領導風格。

美國從小學開始，上課時就大量運用師生間互動討論的教學方式，這肯定會影響學生未來的溝通態度、技巧，以及決策風格。在這種教學方式下受教育的學生，將來即使位高權重，思維能力極可能因此而持續進步，肯定有助其國家的競爭力。

●本文于2013年刊載於《天下雜誌》

菁英有很多種

菁英有很多種，培養菁英的方式也應走向多元。不同類型的學生或潛在的「菁英」，究竟應聚在一起接受教育，還是應該「分而治之」，值得深思。

過去三十幾年裡，我的教學對象中令我印象較深刻的大致可以分為兩類:第一類是一流大學畢業的年輕MBA學生；第二類是過去學歷毫不起眼，但對經營管理甚至各種人生與社會議題都想法深刻、見聞廣博的創業家。由於在教學上一直運用交叉問答的互動討論，因此對這兩種人的學習與思維方式，累積了若干觀察心得。

第一類學生善於系統化的學習，老師教什麼，他們都能快速吸收，而且可以完全接受現有的知識體系。第二類學生(學員)思考問題的方式自成一格，他們從年輕時開始，由於自己有想法(未必全是正確的想法)，因此對既有的知識體系常抱著懷疑挑戰的態度，或聽到一件事就開始多方聯想，甚至開始「建構」自己的「理論」，因而顯得「不專心」。

我上課時歡迎學生提問。從第一類學生的提問中，可以感知到他們已掌握了學理的脈絡，因此從既有理論中不難找到令他們滿意的答案。第二類學生的提問，經常出現在相關議題已經結束幾十分鐘以後(表示提問者在剛才這段時間裡，因為專心在「想」，根本沒有注意聽別人在討論些什麼)，然而提問的方向卻是從完全不同的角度切入，但問題本身往往十分有趣而且極有啟發性。

從以上觀察，可以得到幾項推論。

首先，第二類學生由於沒有耐心去按部就班地學習系統化的知識，因此在知識體系嚴謹完整的自然科學或數理領域中很難入門，但在社會科學或實際工作上卻可能因為他們擁有建構知識、創意思考，甚至從行動中自我反省與學習的能力與習慣，因此很有可能成為未來的社會菁英。

其次，在傳統的教學方式以及考試與升學制度下，第一類學生會被視為「好學生」，第二類學生因為其學習方式與思考方式有別於正統，就難免被分到無人關心的「放牛班」。若因此而讓他們失去接受良好教育的機會，甚至誤入歧途，是人才的浪費。

第三，在企管研究所中的個案討論，偶而將兩種學生混合編班上課，效果十分良好。因為他們的學習與思維方式完全不同，相互激盪所產生的火花，可以讓雙方都大有收穫。然而，在中學階段將兩類學生放在同一班，卻極可能造成教學上的困難，而且對第一類學生的系統化學習以及在數理與自然科學方面的扎根，也肯定造成干擾。

第四，這兩類學生都可能成為未來的菁英，只是學習方式不同而已。我們不應歧視第二類學生，但應提供他們不同的學習環境，以及未來終身學習的管道。

●本文于2013年刊載於《今週刊》

學用相合，必屬例外

畢業生就業不易、起薪低，同時企業界又找不到人才，於是社會開始關心「學校教學內容」與「企業實務需要」二者間的配合問題。有識之士大聲呼籲，期盼各級學校應朝學用相合的方向去努力，然而在目前制度與學術氛圍下，想突破現狀頗有挑戰。

請大家來檢視幾個簡單的問題就知道何以如此。

在目前制度下，努力做到學用相合的學校，是否因此而受到社會肯定?哪些學校的畢業生比較受到企業界歡迎，有客觀完整的衡量與調查嗎?

有些系所在教學上更重視理論與實務的結合，於是學生出路也比較好。請問，這些教學單位是否因此而獲得更多資源?

有些教師不斷思考該怎樣教，以及教什麼才會對學生將來的事業生涯更有幫助，而且也投入時間精力付諸實際行動。請問，這些教師的升等會因此而比較順利嗎?薪酬會有所提升嗎?抱持這種心態，或有此方面潛力的年輕學者，會比較容易找到教職嗎?「教學滿意度調查」能反映學用相合的程度嗎?

哪些學校曾經用心去了解其畢業生進入職場後的學用落差?若有，則這些資訊如何影響教學內容與方向?如果真有學校這樣做，對學校有什麼正面作用?

目前解決問題的短線做法是「企業實習」與「參訪」。企業經營壓力大，為什麼要撥出時間人力來接受為數眾多的實習學生或參訪團呢?如果在企業實習中就能學到職場上所需的實務知能，則學校又有什麼功能與附加價值?

如果教師想在實用知識上超越本土企業目前的技術水準或管理水準，就必須從事相關研究，才能自我提升。然而有什麼機構會支持這類研究的預算呢?若有研究成果就應發表，請問為本土教學品質所進行的研究，有什麼外國學術期刊會重視呢?

從這些問題的答案，就知道目前學校與教師若朝學用合一去努力的，肯定是特例，如果有，還真是「良心事業」，因為這樣做對他們自己實在沒什麼好處。

任何策略構想，都必須發展配套的KPI，包括定義與衡量方法，再加上對相關各方的誘因設計。沒有這些而只寄望於「良心」是沒有用的。

●本文于2013年刊載於《天下雜誌》

《為土地種一個希望》─嚴長壽先生與司徒達賢教授演講實況